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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演变不能脱离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其中包括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习俗心态等文化因素。当道者施行的政策，更对当时的经济起直接的影响。广东在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经济发展令人瞩目。17世纪中叶，明清嬗递的战乱使其顿陷低谷。经过广东巡抚李士桢大刀阔斧的整顿，实施有效的政略，终于使满目疮痍的广东经济得以复苏，尤其是他实施恤商政策，创立洋货行(广州十三行)等措施，对海上贸易的发展，意义尤为重大和深远。

学术界关于李士桢(1919—1695)的生平、宦绩的研究，据我所知，已有王利器先生的《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一书(1)，和汤开建《李士桢〈抚粤政略〉中四篇关于澳门的奏章》与谢中凡《论李士桢抚粤》两文，此外谢中凡的《清初闽粤藩王大吏对海上贸易的影响》一文也有所论及(2)。本文仅就李士桢的抚粤政略与17世纪末广东经济复苏的关系，谈一点看法，以就正于学术界同仁与广大读者。

一、 受命于广东经济凋蔽、藩孽横行之时

17 世纪，是岭南巨区两个经济发展周期的交替期。1627 年爆发的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李自成领导的一支军队以中原地区为主要战埸，张献忠领导的一支则以长江中上游为活动地盘。岭南僻居南隅,兵锋未及，与江南为主的商业往来,同南海弧形岛国的贸易关系,依然正常开展，因而1646 年(顺治3 年)以前的17世纪尚能保持自16世纪以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岭南地区的经济核心区—珠江三角洲而论, 正是商业化不断深化的时期。开始于明中叶的广州市埸的转型给珠江三角洲的强烈剌激(3),促使商品经济的崛起,出现了以广州贸易(或称之为出口贸易)为导向的农业、手工业的商业化。最具特色的是水陆交相起作用的“桑基鱼塘”生态农业的出现。于17 世纪初在南海、顺德和鹤山三县交界处的九江、龙江、龙山和坡山等四乡连成一片的河网区,正是实施这种独特的商业化的经营型式。制糖业、丝织业、铁冶业、陶瓷业等，也于此时勃兴。其农产加工品和手工业品源源流入广州市埸，或迳运销售于岭北内地市埸,以及海外东南亚洲市埸。珠江三角洲愈来愈成为对外出口贸易的重要基地。

自顺治4 年(1647)2 月清军攻入广州起,至康熙20 年(1681)的三十余年间，南明小王朝及其后来联合张献忠余部大西军与清军在岭南地区进行的拉锯战;明降将李成栋的“反正”及其遭到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两藩王的镇压及尚、耿两藩的肆虐;境内小股农民、“社贼”(佃仆、家仆一类依附者)的纷纷起义等所造成的连绵不断的动乱，给社会经济以沈重摧残(4)。珠江三角洲地区遭受的祸害尤为严酷。清远“县城四万余户(口?)”，五罹兵火之后，“民不满百户”(5)。新会县城乱中死亡数“不啻百万(?)”(6)。人口剧减，据笔者估算，珠江三角洲人口从明末的132 万口降至康熙11 年的92 万口(7)。“迁海”事件，更是千年未遇的浩劫。为防范郑成功父子的反清势力，于康熙元年(1662)，迁虎门以西，崖门以东的大奚、黄梁、潭州等地居民;康熙3年(1664)，迁广州府番禺、顺德、新会、东莞、宝安、香山(中山)和新宁(台山)等七县沿海居民。规定片板不许下海，粒货不许越疆。村落、市镇夷为废墟，田园荒芜。被迁之民，少壮流离四方，老弱转死于沟壑。“昔之村，大者或数千家，小者亦数百家。今则闾井萧条，无鸡犬相闻之旧”(8)。广、惠、潮、肇、高、雷、廉等七府所属27州县20卫所沿海迁界并海岛洲港田地共31692顷零，内原迁抛荒田地达28192顷(9)。其中广州府七县被迁丢荒的土地达2,404,500亩,占总面积4,920,900亩的50%(10)。康熙7 年(1668年)，得旨展界，迁民方得重归故园。但海上依然封禁，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俩藩王照旧横行施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