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鼎，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
于易简，字华平，敏中弟，礼器管誊录。
于世宁，字普望，以庠生在明史馆效力。
于世第，字隽夫，四库馆。
于长庚，字郎西，敏中孙，国史馆誊录。
在参与编修典籍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当数于敏中。他在乾隆一朝隆显多年，作为以状元身份走上首辅之位的读书人，对当时的文化政策的风向和执行有一定影响，他兼任多个书馆的正副总裁之职，如方略馆、国史馆、四库馆、三通馆等;并直接参与编修多部典籍，如：乾隆七年(1742)《钦定临清纪略》，乾隆十二年(1747)《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乾隆十五年(1750)《钱录》，乾隆二十七年(1762)《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乾隆三十四年(1769)《国朝宫史》，乾隆三十九年(1774)与许宝善等增订康熙时朱彝尊所著《日下旧闻》为《日下旧闻考》，乾隆四十年(1775)《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乾隆四十一年(1776)《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乾隆四十二年(1777)《钦定满洲渊流考》，乾隆四十三年(1778)《钦定西清砚谱》等等。当然敏中最重要的文化贡献，是他大力促成并主持《四库全书》的编纂。
统治者为了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都倾向于编一部集大成的图书，康熙时就有《古今图书集成》，而乾隆务求处处超越乃祖，在“右文之治”方面自然也不想逊色，但直到其在位三十七年仍没有进行这样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四库全书》开馆纂修之前，乾隆敕令编纂的书有：《八旗氏族通谱》、《三礼义疏》、《御制日知荟要》、《四书文》、《历象考成后编》、《唐宋文醇》、《明史纲目》、《医宗金鉴》、《协计辨方书》、《大清律例》、《世宗宪皇帝圣训》、《国朝宫史》、《授时通考》、《秘殿珠林》、《石渠实笈》、《词林典故》、《律吕正义后编》、《皇清文颖》、《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平定金川方略》、《经史讲义》、《西清古鑑》、《同文韵统》、《叶韵汇辑》、《唐宋诗醇》、《钱录》、《皇清职贡图》、《周易述义》、《诗义折中》、《大清通礼》、《春秋直解》、《大清会典》、《大清会典则例》、《皇清礼器图式》、《大清一统志》、《续通志》、《续通典》、增纂《续通考》、《皇朝通志》、《皇朝通典》、《清文鉴》、《平定准葛尔方略》等等，编修的范围已广，满族文化典籍、历史典要、医学、天文、国家方略、儒家经典、诗文选集、圣训、御制诗文集等等，唯一欠缺的是一没有一部集大成的丛书。
如果说乾隆盛世修书的夙愿是《四库全书》编纂的一个主观原因，那么还有一个客观契机，就是政府的搜集征购图书的行为。乾隆曾多次下令全国范围内搜集征购图书，比较重要的两次分别是乾隆六年(1741)和乾隆三十七年(1772)。前一次主要是为了充实皇家藏书而搜集元明清儒学著作，谕曰：“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编。目今内府藏书已称大备，但近世以来，著作日繁。如元、明诸贤以及国朝儒学研究六经阐明性理，潜心正学，醇粹无疵者，当不乏人，虽业在名山，而未登天府。著直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刻本抄本，随时进贡，以广石渠天禄之储”[2]。后一次搜书的范围要求更细致：“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俾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泊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辈，亦各著成编，并非剿说卮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3]。虽然如此谕示，但各省督抚并不把此事当成要务来办理，所以成效并不大。但乾隆三十七年的搜书却成了以后编修《四库全书》的重要契机。在搜书令下达以后，对搜书事情很是上心的安徽学政朱筠提出四点建议：其一，“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也”;其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也”;其三，“著录校雠，当并重也”;其四，“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也”。后经军机大臣的争论，在朱筠意见的基础上拟定了搜书的实行办法，即照原谕旨搜寻抄本;搜集图谱金石刻碑;整理《永乐大典》;著录校雠，要“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分卷数、撰人姓名”[4]。而第四点办法，其实行的最终成果就是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是乾隆下令，将翰林院衙门内西部房屋划为整理《永乐大典》的专用之所，责成翰林官负责纂辑，整理工作正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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