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国君于每月初五日、二十日御殿二次。除夕谒堂子拜神后，先由国君亲自叩拜众叔、诸兄，然后坐汗位，汗与受汗叩拜之众叔兄，皆并坐一列，受国人叩拜 ”。这一新的朝仪，进一步反映出八王在政治上具有与后金嗣汗分庭抗礼之势。[4]

足见，八王共治制将使后金新汗的权力大为削弱，八王(八和硕贝勒，有时又称八贝勒或诸贝勒)的权力、作用则被突出，而后金新汗与八王之间、八王彼此之间相互监督与制约的规定，以及保证八王实力均衡、权力相等的措施，也十分引人瞩目。

八王共治制自宣布后，即开始部分实施。如八旗贝勒定期“齐集八角殿(大政殿，努尔哈赤临朝处)审事”，“大事则奏闻于汗”[5] ;下级官员的任免，由上级官员“于诸贝勒集八角殿之日，乞请在案”;[6]八旗分别立一赏罚档案，各旗奖惩升降官员，“八册皆录”[7];八旗贝勒共同审案，结案后，大事亦须奏闻于汗;后金向汉人下达命令，“皆以八王之书颁发”[8];等等。

八王共治制的出台与实施，显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事实，即努尔哈赤本人对后金实行专权统治，但他为其继承人所设定的，却是八王共治的分权统治。换言之，当后金社会快速向封建制转化之际，竟出现带有浓厚氏族军事民主制与部落联盟色彩的八王共治制度。这一矛盾现象，是各种因素交互影响、作用下，出现的必然结果。

二

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三月，后金经过周密准备，一举攻下沈阳、辽阳，占领辽河以东包括辽东半岛在内的辽沈地区，不久又向辽河以西的广宁、锦州一带扩展。努尔哈赤当即做出一项重大决策，将后金的都城由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迁往辽阳，后又迁至沈阳。同时，绝大部分女真族成员也从世代居住地，移往辽沈地区。“克定辽沈”，“得盛京而定王业”[9] 。这标志着后金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也是天命后期(天命六年至十一年，公元1621-1626年)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开始。

早在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萨尔浒之战中，后金大败明军，明王朝在与后金的军事较量中，从此由攻势转为守势。而后金进入明王朝经营达两个多世纪的辽沈地区后，除去在军事上继续保持不可遏制之势外，它所控制的人力、物力与财力，都有若干倍增长。换言之，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三月以后，由于后金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即综合国力的大幅度增强，一个即将控制中国东北全境广大地区，实力已相当可观，并还在继续发展的地方政权，已出现在明朝首都北京近旁，对之形成重大威胁，中国大陆的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正是在此情况下，后金明确表示出将与明朝争夺天下的意图。如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四月十七日，后金统治者“致书”辽东汉人：“尔辽东人勿存明国长久，我存一时等无趣之念。……以大为小，以小为大，乃自古以来循环之例矣。……我汗公正，蒙天眷佑，其南京、北京、汴京，原非一人独据之地，乃诸申(指女真人)汉人轮换居住之地也。”[10] 足见，在他们看来，无论女真族(满族)或汉族，都可统治中原，囊括天下，此乃天经地义之事。

另一方面，后金进入封建制度、封建文化已高度发展的汉族聚居区后，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方面，受到汉族愈来愈大的影响，女真(满族)社会因之加速了由奴隶制后期向封建社会过渡的进程。

然而，由于后金统治者对汉人实行严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招致汉人普遍反抗与逃亡。对此，努尔哈赤却采取更为错误的“诛戮汉人，抚养满洲”方针 [11] ， 激起汉人更大规模的反抗，致使天命后期，后金的生产遭到破坏，物资匮乏，满汉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社会动荡不安，后金统治遇到严峻挑战。与之同时，后金社会的阶级矛盾也在逐步激化。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正月，努尔哈赤指出：“我国内之盗贼已起，谁之牛录因偷盗而治罪者多，谁之牛录无因偷盗而治罪者，著查档案”，“五日后查完上奏。”[12] 表明隶属于八旗的广大奴隶因不堪忍受残酷剥削，众多诸申(女真族内部的自由民)亦因困于繁重的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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