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历史走到这一步，所谓的“衣冠”“士族”，本已衍生出新的涵义[17];依郡望系等第的“名族”，早已与权力中心疏离而风光不再。既为大士族之后而复纷纷投身于科举，正反映出历史的发展趋势[18]。而在经历了黄巢起义“天街踏尽公卿骨”式的扫荡之后，上层社会中反而出现了朝廷与“衣冠流品”的紧密结合。不过，此时会聚起来的这些兼具“阀阅”与“冠冕”者，实际上不可能再构成为封闭排他的贵族权势集团，除去可以增重些许身份作为号召之外别无意义。而且，“衣冠流品”对于政权的强烈依附，直接削弱了他们在乱世中的适应能力[19]。这些人不幸在朝廷面对着内官中使乃至禁军将领的戒惕与抵制[20]，在外部面临着强藩咄咄逼人的压力，全无震慑扭转之功。如韦昭度者，“旧族名人，位非忝窃”，却被宦官田令孜讥讽为“在中书则开铺卖官，居翰林则借人把笔”[21];至于裴枢等，更只被军阀朱温及其腹心视为“衣冠宿望难制者”[22]。

正当王朝末路的这批士大夫，其资质构成有着令人瞩目的特点。唐廷为乞灵求助而寻觅得来的这批官僚，尽管兼备科举与门户背景，却多非学识干才兼长，惟其如此，他们对于“流品”有着特殊的维护与自矜。而这批人当危难之际的所作所为(或者说是“无所作无所为”)，则暴露出他们的致命弱点。

(二)

唐哀帝天祐二年(905)三月，“朝廷宿望”裴枢、崔远、独孤损等人之相职被罢。事情的直接起因在于，操持重柄的朱温“欲以嬖吏张廷范为太常卿，唐宰相裴枢以谓太常卿唐常以清流为之，廷范乃梁客将，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语裴枢纯厚不陷浮薄，今亦为此邪!’”[23]

裴枢强调“将吏”与“清流”区别的作法，激起朱温的强烈不满。《旧唐书》卷二十下《哀帝纪》，载有是年四月癸巳针对此事的一份诏书：

敕曰：“文武二柄，国家大纲;东西两班，官职同体。咸匡圣运，共列明廷;品秩相对于高卑，俸禄皆均于厚薄。不论前代，只考本朝：太宗皇帝遗诏，中外臣僚文武参用，或自军卫而居台省，亦由衣冠而秉节旄，足明于文列武班，不令分清浊优劣。近代浮薄相尚，凌蔑旧章，假偃武以修文，竞弃本而逐末。虽蓝衫鱼简，当一见而便许升堂;纵拖紫腰金，若非类而无令接席。以是显扬荣辱，分别重轻，遽失人心，尽隳朝体。致其今日，实此之由。须议改更，渐期通济。文武百官，自一品以下，逐月所给料钱，并须均匀，数目多少，一般支给。兼差使诸道，亦依轮次，既就公平，必期开泰。凡百臣僚，宜体朕怀。”

诏书之后又有这样一段说明：

和王傅张廷范者，全忠将吏也，以善音律，求为太常卿，全忠荐用之。宰相裴枢以廷范非乐卿之才，全忠怒，罢枢相位。柳璨希旨，又降此诏斥枢辈，故有白马之祸。

这段说明有其不确切处。裴枢对于张廷范的抵制，主要不在于其“非乐卿之才”，而在于他不属“清流”。同为《旧唐书》，《裴枢传》中所载朱温“切齿含怒”的一番话，也是指责裴枢说：“吾常以裴十四器识真纯，不入浮薄之伍，观此议论，本态露矣。”

这篇指斥“浮薄”的诏书，出自亦属“衣冠流品”的宰相柳璨之手[24]。柳璨任相后，为同列之裴枢、独孤损、崔远等“宿素名德”所轻，因而“深蓄怨”[25]。该诏书可以说是对于士大夫“清流”势力的一次清算。它将唐王朝当时面临的严重危机归因于长期以来对于文武清浊的区分。这种说法，在点破了一个重要事实——“朝廷宿望”集体性的被清算，背后存在着自关陇集团破坏以来文武矛盾酿就的严重问题[26]——之同时，也刻意掩饰着另外一些事实：例如朱温清除异议障碍的篡国企图;例如此次对于衣冠之士的翦除，事实上与文人之间的种种积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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