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活的时代，处于“王道衰微”的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曾经在社会上广泛起作用的道德自觉开始丧失，社会迫切需要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这个时代要求就是诸子蜂起和百家争鸣的客观条件。孔子从个人的生存状况出发，希望保留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遗产，实现社会不同阶层的整合和协调，并使用道德主义的精神遗产进行社会教化，用比较低的社会成本实现天下大治。在孔子那里社会整合是一个前提性的步骤，而社会教化是一个最重要的管理手段，目标是实现“事前的主动协调”。

孔子的社会理想实现，需要相当程度的道德自觉，由于氏族社会的解体，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分化，这个道德自觉在社会上是不容易维持的。所以孔子并非是以为“周礼”是上好的追求目标，而是因为这已经是道德自觉的最后一道防线，孔子的理想是“大同”，而孔子因为认识道“大同”的时代已经难以恢复，所以是在为实现“小康”而努力。而且小康也是不容易实现的，因此孔子实际上自己知道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故孔子相当悲观。

2、孔子的道德主义思想是有现实利害基础的，而不是什么空洞的说教。孔子的道德也不是西方的那种道德—-马克思称之为“社会价值规范总和”的东西，也不是五四之后人们所指称的“吃人的礼教”的那种东西。孔孟的道德是个人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的结合，是决定个人生存状况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的统一。孔孟把家庭人伦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隐喻，道德的深刻意义在于个人获得的物质利益无论膨胀到何种程度，都是无法根本改善个人的生存状况的，所以道德主义所主张的“利群”和“利他”，正是在社会上换取并实现对他人的真诚关怀与帮助的良好互动基础，也是个人把握自己命运追求幸福的要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积极政治理念，个人利益的良好实现有赖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实现，个人在物质利益上的主动让步，并不是毫无意义的牺牲，而是具有更高回报的交换。所以儒家把家国并称，把修齐治平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而公共秩序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不仅是所有个人生活安定的前提，而且也是进行社会整合和社会教化得以进行的必要社会条件。毫无疑问一个基于积极政治理念而建立的国家机构是必须的，而共同利益的实现也有赖于大家在国家指导下的共同努力。实际上孔子对此相当悲观，因为由于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分化之后，共同利益的实现已经没有了可以依靠的力量。但是孔子还是坚持努力，即使不能完全实现那么部分实现道德主义也是好的，毕竟主动协调比放任纷争好，投桃报李比以牙还牙好。

孔子的悲观也正是他的深刻之处，实际上到今天，孔子所忧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方案。孔子不幻想道德自觉有自然实现的可能，而是基于放任纷争没有前途的深刻认识，所以坚持不懈地为道德鼓与呼。在春秋所记载的短短的242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频繁的战争和社会动荡，给民众带来的苦痛和精英阶层的罹难，那确实难以尽述，而这样的社会成本并没有换来一丝一毫的真正进步，正如孟子所言“春秋无义战”。所以道德的社会功用是基于所有人利益的，而不是什么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子说“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孟子则把它继续向前推演到“仁者无敌”的最高功利境界，都是着眼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这种道德普适性是中华文化中的特点，而西方社会因为阶级分化早所以不可能有这种特点。整体利益虽然清楚地摆在那儿，但是社会并不总是能够把个人利益自动地纳入实现整体利益的轨道，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分化的阴影，无处不在，极大地妨碍了整体利益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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