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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笔者曾以甘肃汉简和云梦秦简的比较研究为题，对发现在两地的简牍进行了简单的对比。只是当时未曾进行深入的讨论，结论太为浅显。但是今天看来，对两地简牍进行比较研究仍然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对于探讨“汉承秦制”是很有帮助的。而《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的出版，则为探讨汉承秦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环节，因为云梦秦简反映的是秦和秦以前的制度，代表了中国封建制度的雏形;甘肃汉简则是以汉武帝以后的边塞屯戍文书为主，代表了已经成熟的汉代制度。而其间由秦到汉的演变时间则是一段空白。如果说这一段空白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张家山汉墓竹简》[1]的出版正好填补了这一缺环。因为有《二年律令》可以作为研究与认识汉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一些原来未曾注意的问题现在也就显现了出来。敦煌汉简就是属于这一范畴。敦煌汉简由于资料的限制，人们对它的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对它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与分析也就显得相当困难。由于涉及的问题太多，这里仅选出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略加阐述。错误之处，请方家指教!

一  置吏律

敦煌汉简中有一条简文，在没有《二年律令》之前，虽然知道其是一条关于使者的律文或规定，但是如何理解仍然是个难题，因为其中的文义不太好理解。简文是：

律曰诸使而传不名取卒甲兵  禾稼簿者皆勿敢擅予 ·敦2325[2]

就本简而言，律令的性质已经由其自身的文字界定了。前一段明显是有关使者的规定，只是“取”字以后的文义就难理解了。“取”字究竟包括那些内容呢?是指取“卒甲兵禾稼簿”，即有关戍卒、甲兵与禾稼文书;或是取卒、甲兵、禾稼和簿;或是取卒的甲兵禾稼簿，即有关戍卒甲兵禾稼的记录文书。

属于《二年律令·置吏律》有一条简文同敦煌汉简的记录大体相当，简文是：

官各有辨，非其官事勿敢为，非所听勿敢听。诸使而传不名取卒、甲兵、禾稼志者，勿敢擅予。                            简216

以本简记录可知，其初衷是出于对官员职权的限定。官员各司其职，属员仅受其官吏制约。官吏不是其职掌的事不能过问，下属非其长吏可以不听从指挥。使者为一时过往官吏，对沿途多有打扰。因其权力较大，沿途地方不敢得罪，所以他们可以用各种借口，沿途索要各种器物，其中包括戍卒、甲兵、禾稼以及文书。从这种意义上理解，“取”的包括范围自然要包括其后的所有物品。这一点同我们前面假设的第二层含义是相符的。所以，《二年律令》一书的作者在进行标点时，将卒、甲兵与禾稼志分别进行标点。只是没有将“志”同前面的器物分开来理解。既然“取”的范围很广，那么为什么不把“志”单独理解呢?这一点只是我们的不同看法而已。

《二年律令》的记录以律的形式出现，为我们认识和了解敦煌汉简的简文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材料，反过来，敦煌汉简中的“簿”字也为“志”的理解提供了帮助。

“志”原来的注文作：“志，读为‘识’，《汉书·匈奴传》注：‘识亦记也。’”这样看来注文是乎是不太恰当，恐怕作为“文书”理解要更为合理些。当然这里不敢武断地认为“志”作为“识”与“记”的理解就不合理。不过，敦煌汉简这条简文的存在至少是给人们认识《二年律令》的简文提供了帮助。“志”与“簿”二字意思相同。

《二年律令》以《置吏律》告诉我们了敦煌汉简这一条简文的用途，现在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它本来是约束出行使者的一条律令。当然，在东西交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敦煌，特别是疏勒河流域的汉塞烽燧，沿途接待的使者要高于一般地区。而这一地区出现的使者又都与出使西域有关，自然他们要官气十足，对沿途的要求自然也会十分苛刻。既然这样，这一条关于使者的律文在这一地区出现也就十分自然了。

在这一比较独特的地区，使者官员来往频繁。有关人员过往的规定、对过往人员进行约束的律文还会有许多。只是目前尚没有进行仔细检索罢了。如在马圈湾汉简中有一条关于使者起居的规定，也许就是关于使者的律文即：

还入者名为使官起居出入宜有节度无为郡所留     敦·482

本简先以“还入者”三字出现，从字面上初步可以断定是针对出使关外之人回来途中的规定。只是简上的文字书写过于草率，从书法风格上看属于日常使用文书抄本。“使官”可以理解为使者与官员两种身份。以在本地区而言有东西交往的使者，也有出使西域的官员。使者比较多，官员则以汉将兵屯田车师戊己校尉、伊循等西域诸屯田区的吏员为主。如悬泉汉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