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国学者对中国城市史这一课题的探讨，始于80年代中期，研究重点与所获成果更多集中于近代史方面.这一研究虽然与国外相比起步较晚，但由于备受政府与学界重视，所以发展堪称迅速，其中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七五”期间，规划小组即将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四个不同地区有代表性的重要城市列为重点研究课题，分别由这四个地区的史学研究者承担;“八五”期间又将近代区域城市群的发展及不同类型城市的比较研究列为规划课题，并且先后在成都、上海、武汉、天津等地举行过有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仅在上海即曾举行过3次)。自1989年起，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和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主编了《城市史研究》专刊，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主要发表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论文。足见学界对这一研究的重视。

关于我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成果，如通史类，可举何一民的《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为例，这是一部通论中国古代至近代城市发展史的著作，带有填补中国城市通史研究空白的意义，但限于体例和篇幅，对各个时代城市史的论述未能充分展开。再如隗瀛涛主编的《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可谓是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分为三篇，第一篇题目是“传统城市的继承与演变”;第二篇论述开埠与近代城市的发展;第三篇讲近代工业、交通与城市发展。通观该书论述，最强调的是城市转型问题，认为近代转型时期的城市化主要内容和形式就是城市类型的转换，并且将城市转型视为近代城市化的同义语。具体到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则认为城市化的动因来自经济的发展，而这一经济发展包括商业和工业发展两方面，在西方是以工业化为主导，在中国是以商业化为主导，即没有工业化的城市化。由于商业化无法独立发展，所以在以手工业和农村商品经济为内容的商业化条件下，中国城市化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市镇化道路。该书认为市镇化是城市化的特殊形式，这在世界上是个特例，是中国独立的城市化处在较低层次的原因，并详析“商业城市”与“城市商业”的区别。作者并且指出，中国城市化之所以特殊和复杂，就在于几种不同类型城市的并存和相互转换。认为中国城市化的研究必须从类型着手，进行分类研究。此外，还有虞和平《中国近代城市史》(三联书店，1995)，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93)，曹洪涛、刘金声《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等，也都是探讨近代城市发展的重要著作。

隗瀛涛书中用来具体说明转型问题的四个城市，是上海、天津、汉口与重庆。目前国内的城市史研究中，一直也是以研究这四个城市的课题组取得的成果最为突出。其中较早期的成果，有隗瀛涛主编的《重庆城市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和周勇主编的《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重庆出版社，1989)，周勇等译编《近代重庆社会与经济发展(1876—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等，分别是研究重庆发展史的专著和专题论文

集。其中隗瀛涛主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  (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据称是建国以来第一批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史的专著，运用了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古代重庆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近代重庆城市作为商业中心、工业中心、金融中心、交通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城市人口与城市社会组织、城市基础设施与市政建设、城市行政管理、城市教育科技、文学艺术、新闻事业的兴起和发展、重庆的爱国民主思潮和运动等不同方面，都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该书对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还进行了理论的探讨，对于研究近代中国城市的目的意义、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城市的分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研究方法上，则提出了以研究城市的结构功能演变及其近代化为主要内容和基本线索的研究模式，被学界的一些人称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结构—功能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