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近代中国城市群的区域性研究成果，还有张仲礼主编的《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是以近代化的发展为主线，对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东南沿海重要城市进行的对比研究。张仲礼主编的另一部《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则是199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张仲礼此前还曾主编过《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等.对于各个城市的研究，有杨蒲林、皮明庥主编的《武汉城市发展轨迹——武汉城市史专论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和皮明庥等人著《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前者是探讨武汉城市各方面发展历史的论文结集。另有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和张海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谢本书等主编《近代昆明城市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李玉《长沙的近代化启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围绕天津城市展开的研究，有罗澍伟著：《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姚克宏《近代天津对外贸易与天津城市近代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3)，相关论文则多发表在《城市史研究》期刊上，如周俊旗：《清末华北城市文化的转型与城市成长》(13—14合辑，1997)，《民国时期新文化在华北城市的发展》(15—16辑，1998)，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天津城市的崛起》(13—14合辑，1997)，《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上海的崛起》15—16辑，1998)等。

总之，近代城市史这一新研究领域的拓展及其已取得的成果，对促进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深入发展产生了明显的作用。它使近代史研究者得以从新的视角考察丰富多姿的中国近代历史，学术价值自不待言;同时也可为当下改革开放之际中国城市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现实意义尤为显著。

选择这四个城市为重点，自然有它的道理，这四个城市的发展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变迁、经济发展乃至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都至关重要，也是政治史为主的近代史研究多年来的缺门.但是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发展，仍感到有些空缺需要弥补。

首先，这四个城市在中国历史上都没有成为首都(重庆也仅仅作为国民党时期的“陪都”存在过短暂时期)，亦即没有成为全国第一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如果按照时下学者非常热衷的类型区分，四城都应属于大体相同的“商业城市”一类。相比之下，对于作为传统行政中心的北京、南京等城市，虽然屡被作为一种类型提到，但系统深入的研究却薄弱得多，这种薄弱直接牵制到对近代全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刻把握。凡为国都，都居于最高行政地位，在政治经济上的作用举足轻重，它们与商业型城市并存并且互相影响，深入探讨它们的转型过程与特点，不仅会丰富目前对近代城市史的具体研究，在理论上也可能会有突破。

其次，多年以来，我国史学界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将清史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分期，从事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学者，无论从学科训练、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都很少交流对话，这无疑为自清代中期甚至之前就已开始出现萌芽的城市化过程研究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尤其是研究古代城市与近代城市的衔接与对比时，出现诸多断裂和空白，而作转型研究所最需要的，恰恰是要了解具体城市前后发展的一脉相承之迹.近代史学者近年一直将研究重点放在那些没有深厚文化底蕴和传统的新兴城市上，是否就出于这个原因，就不好妄加揣测了.而我认为，这是目前城市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第三，虽然有些老一辈学者认为：“近几年我国城市史研究较热，但研究中存在很多问题，其主要原因就是全部照搬西方的研究模式，没有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城市史的理论与方法.……要逐渐把这个学科中国化，形成自己的看法。”(龚书铎语)但我却认为，对西方模式的引入和研究目前还远远不够。譬如美国学界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运用计算机建立的电脑数据库来搜集、贮存、分类和分析历史资料，使史学变成一门更为精确的社会科学，城市史又是计量史学最有用武之地的一个领域。我国从清朝自近代，保存的档案资料浩如烟海，但借鉴和采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却远未受到学者的重视，将计量史学方法运用于此更鲜有人问津。再者，作为一项跨学科研究，目前国内各不同学科学者的合作研究还未充分展开，至少在历史学界，就很少有人会去注意都市人类学家对城市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至于国外社会史学界将目光更多投入到对普通下层民众生活之中的观念，直至如今仍被一些学者斥为琐碎而无意义的“吃喝拉撒睡”，表现出不屑一顾乃至抵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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