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我们的解释之所以不完全，至少有三方面的理由：第一、我们可能缺乏充分的知识将情况作适当的分类，以预测可能的结果。有一种解释的策略，是力图把所知的个案加以分类，将其作为普遍现象的例子，期望从中得到确定范围的结果。中国与欧洲食物骚乱及抗税行动形式上的相似，表明二者均列为同类的小规模的事件。对革命的研究，一般是探索各次革命共同的特性，这些共性使我们能预测相似的结果。但革命比抢粮、抗税等小规模冲突要更复杂得多，时间也拖得较长。尽管可以通过将某一种情况分类为“革命”，并加以解释，但对个案的了解可能仍然受限于第二组的因素，因为革命过程包含关系不确定的多种现象。原本互相联系的现象，由于与革命相连结，变得更加复杂了。例如，财政危机影响到各级政府间官员的联系以及国内精英与外国列强的联系。这些联系本身充其量只是可能的联系，只是解释复杂过程之结果的不确定性的第三组理由。官员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可能会去争取精英在财政上的支持，也可能求援于外国借款。我们很难从危机本身推测未来的可能性，但政府的决定却会影响到后来革命的结果。简言之，我们对复杂情况预测的结果不一定正确。事实上，我们也许会得到最不可能发生的结果。当我们追求惟一可能的结果时，我们是在使用决定论的逻辑，对整个事件作简单的解释。只因为这些事件曾经发生，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发生。
这种逻辑上的必然性的缺乏，在巨大变革的时刻尤为明显。事实上，这种时刻极为少见。而且，因为很少有可资比较的现象，所以我们对此进行解释的能力也相当薄弱。就经济上来说，工业革命即是这样的一个时刻。在过去20年中，学者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追溯组成这个经济变化的各个不同部分的前史，并注意到工业革命前后经济成长的缓慢速率，以此来缩小工业革命所引起的断裂。但物质世界的进步在1780——18810年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在100年间即有如此的变革，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一连串重大发明相继而至，产生了工业化的可能性。但只有在最初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制度与工业化的技术恰好互相配合，才使得这种经济变化的模式成为可能。此模式在19世纪的欧洲展开，猛然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那个物质经济成长有限的世界。如果接受这些偶然性，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接受以下说法：中国与欧洲过去存在着相似的经济发展动力，但这种动力本身并不会将中国或欧洲的经济推至物质相对富裕的世界。此一关于经济变化的论点表明：虽然中国存在某些与欧洲相似的发展动力，但对于商业发展与工业突破来说，这可能只是一种偶发性联系，而不是因果关系。
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是一连串新的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对于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变化的分析，一般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强调重建成功发展者所走过的道路，第二类则讨论特定地区经济变化的各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大都为此地区在欧洲人支配的世界经济中将要占有的地位所决定。这两种分析都为我们提供了对于经济变化的诠释。一般而言，前者被用来解释物质富裕地区获取成功的经验，而后者则被用来解释失败的例子。首先，二者都提醒我们，不同的独特途径可以达成共同的经济目标。工业化即是一例：工业化的地区，无论在政府角色、财务网络、企业组织及其他许多方面，都与其他地区不同。其次，经济发展在地理上永远是参差不齐的。以欧洲为例，东欧远比西欧贫穷;而西欧的经济中心，在1500——1800年间，先从地中海地区移到荷兰，再到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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