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宝九年(976年)宋太宗的即位诏书中，曾经明确说道：

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 [4]

太宗的即位，经常受到非议;他的施政作风，也与太祖有诸多不同。但是，作为五代塑就的最後一代精英人物的代表之一，他凭借自己的政治经验，继承了其兄长开创的稳定趋势，成功地杜绝了国家内部再度分裂的可能。从宋朝“文治”传统之形成过程来看，太宗的所作所为，影响比太祖更为直接。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太宗对臣僚们说：

中国自唐季，海内分裂，五代世数尤促，又大臣子孙鲜能继述父祖基业。朕虽德不及往圣，然而孜孜求治，未尝敢自暇逸，深以畋游声色为戒。所冀上穹降鉴，亦为子孙长久计，使皇家运祚永久，而臣僚世袭禄位。

[5]

类似的谈话有许多次。至道元年(995年)八月，太宗立三子寿王为太子，同时改其名为赵恒。当时，他抚着儿子的後背，特别说明了改名之深义：“名此，欲我儿有常德，久于其道也。”此事对于真宗赵恒影响颇深，他作皇帝之後，曾经有建议增损旧政者，他即举述此事作为拒绝的理由。[6]

至道三年四月，宋真宗即皇帝位，制书中强调说：

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 [7]

此後，在仁宗乾兴元年(1022年)登极赦中，说“夙侍圣颜，备承宝训，凡百机务，尽有成规，谨当奉行，不敢失坠”;英宗嘉祐八年(1063年)即位诏中，也说“夙奉圣颜，备闻圣训，在于庶政，悉有成规，惟谨奉行，罔敢废失”

[8]这类规范一律的语言，并不仅止是表面文章，而是为当时国家政治局面的发展定下了基调。

北宋建国以後，立足于矫枉防弊，创法立制，形成了一套富于针对性、注重实效的治国方略。宋初通过阶段性目标集中、“先其大纲”、重在维系制约的一系列措置，相对平稳地再度实现了中央集权，显示出长期乱离之中磨练出来的承上启下的领袖人物们政治上的不断成熟，也赋予赵宋不同于五代王朝的开国气象。对于这一根本性转变的实现，北宋的统治阶层及士人们都怀着很高的历史成就感。进入十一世纪，国内政治局势安定，已有充分机会围绕前期的政治经验予以总结。对于立足于防范事端、化解矛盾的“祖宗之法”的体味、概括与认定，也就产生于这一过程之中。

北宋前期的诸多制度，应该说并非绘制蓝图之後的全盘重塑，而是适应新的形势，在中晚唐以来诸项制度基础上逐步变通、有因有革的结果。同样，宋朝的“祖宗之法”，事实上既非预先完整制订，甚至也并非完成于太祖太宗两朝;它不是一二位祖宗主观构想的结果，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经过不断的融汇、确认而丰富起来的。

在晚唐五代激剧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士人中“清流”“浊流”、“文学”“吏治”、“文章”“经术”之类传统分野受到了强烈冲击。北宋前期，决策层的构成者们虽往往以进士起家，但多数长于吏干，是饶有应付事变的实践经验而理念色彩并不十分浓厚者，他们更为关心的是现实政治而不是空泛的道德问题。他们中的多数以纯诚勤勉、渊默温恭而著称;其佼佼者，例如虽“寡学术”而“习吏事”、果断深沉的赵普

[9] ，“周知大体，多识旧章” [10] 、谨慎凝重的吕端，“居位慎密，动遵条制”、以防微杜渐为念的李沆 [11]

，被誉为“有华国之文，负经邦之业” [12] 、“以儒学吏才张为国器” [13]

的王旦等人，对于“祖宗之法”的形成及其提炼概括，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所谓“祖宗法度”的参与制定者和忠实维护者;或许可以说，他们就是祖宗之法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其“人格化”体现，“祖宗之法”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他们的言行反映出来，并且得以贯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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