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可知，从前田到仁井田，历史学研究会力求以大土地所有内部直接生产者的性质亦即生产方式的形态作为判断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据。但是不久，这种观点遭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批判，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中十分壮观的社会史分期论争就此拉开了帷幕。

首先是受到前田直接批判的京都学派，其代表者为宫崎市定和宇都宫清吉。宫崎通过大量的例证指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大土地所有制上的直接生产者并非奴隶而是类似农奴性质的佃客，至于宋代以后的佃户也非周藤所说的农奴而是契约性小作人。宇都宫也同样论证了东汉以后大土地所有制上的直接生产者主要是佃客而非奴婢。宫崎和宇都宫虽然与历史学研究会一样针对各个时期的生产方式展开分析，但两者的结论却大相径庭。需要说明的是，京都学派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一派，他们上承内藤湖南的文化史观，自有其一套中国史分期理论。比如在把魏晋隋唐划为中国历史上的中世时，其判断标准除了大土地经营上的直接生产者为农奴这一点以外，还注意到了诸如土地投资与庄园经济的发展、君主权的削弱与政治的分裂、身分制社会的出现、异民族的进入、宗教的勃兴等等广义文化现象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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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内藤史学在西方的影响及作用，可以参看[美]J·A·佛格尔著、井上裕正译《内藤湖南政论家与汉学寂》，平凡社1989年日文版。

对历史学研究会尤其是西嶋定生的上古奴隶制社会论展开批判的还有另外一批不属于京都学派的学者，其中以增渊龙夫和滨口重国最为重要。增渊一方面承认西嶋所论的豪族确为父家长制集团，而且也承认他们在秦汉时期发挥着巨大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增渊认为这些集团决非如西嵨所说的是一种奴隶制结构。增渊通过实证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集团的成员虽然接受首领的父家长权统治，但同时他们对首领还怀有类似任侠关系那样的个人感情。与增渊相比，滨口的批判角度完全不一样，他认为西嵨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包括秦汉时期在内，构成中国社会基本要素的始终是国家和一般编户，哪怕存在着奴隶和小作人，在社会中占主要地位的仍旧是一般自耕农民。

面对上述这些理论及实证上的批判，西鳩最后放弃了自己的奴隶制理论，另以国家和自耕农民的关系来建立新的秦汉国家论。值得注意的是，西鳩在这里并没有用通常说的国家封建制来理解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他认为自耕农虽然有自己的土地，但和国家的关系并非通过交纳租赋来维持，而是通过承受来自国家的人身统治而体现，西鳩将这种关系命名为“个别人身支配”。很显然，西鳩在这里虽然没有使用奴隶制这一概念，但“个别人身支配”实际上与奴隶制国家的形态别无二致。

将上述这种关系放在魏晋隋唐社会加以研究的是堀敏一。堀认为隋唐的均田体制是对个别人身支配的重新确立。其论据如下：秦汉的个别人身支配到魏晋面临崩溃，这时取代国家统治人民的是豪族。但是在豪族统治的内部逐渐产生阶级对立，国家于是利用这一矛盾又重新恢复了直接统治人民的体制。隋唐的均田体制来源于魏晋南北朝的豪族统治时期，所以它与秦汉政治体制有所不同，但是在国家对农民的个别人身支配这一点上，两者的性质又完全一样。唐中期立两税法，使国家和农民之间形成了以土地作为媒介的统治关系，至此，秦汉、隋

唐时期的传统统治结构才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社会也就开始步入封建社会阶段。

这里可以看到，当用私有土地内部的生产关系来理解中国社会历史性质的办法面临困境时，历史学研究会改弦更张，在坚持唐代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张下，逐渐开始重视国家和自耕农民的阶级关系。

以上所述时代分期问题论战是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最大潮流，对此我们可作如下归纳：

(一)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特点是，大多数学者推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通过对各个时期生产方式的研究来证明中国历史不但在前进，而且与欧洲的历史拥有同样的发展规律。其后这种方法受到挫折，转而开始重视国家对自耕农民的阶级支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