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历史学研究会和京都学派之间展开的历史分期论争，围绕着上古奴隶制、中世农奴制、近世资本主义制的社会结构分别相当于中国的哪个时代而展开，在方法上与中国大陆的分期论争有相似之处，而与大陆的不同之处是日本的论争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非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间展开。此外，奴隶制、农奴制等在历史学研究会来看是规定时代特性的基本范畴，而对京都学派而言只不过是判断时代性质的一个指标而已。
可以说，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日本中国史研究或多或少都受时代分期论争的影响。论争虽然促进了实证研究的发展，但最终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相友在70年代以后，研究者们对时代分期问题的兴趣日渐降低，代之而起的是对细部问题的实证性研究。
二、谷川史学的诞生——《隋唐帝国形成史论》①
谷川史学正是产生于上述中国史分期论争如火如荼之时。
对于论争本身，谷川并没有直接介入，但却表现了极大兴趣，从中受到了很大鼓舞，这一点反映在他50年代早期的唐代史研究中。对于日本人来说，唐朝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时代，因为它对日本的影响太深，所以许多立志研究中国史的学生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唐史上。谷川也不例外，当时他经常思考的问题是唐王朝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性质。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唯物史观的阶级支配、阶级斗争的理论成为那时的研究指针，即以唐朝政权与民众之间的阶级矛盾为研究前提，密切关注民众与统治阶级的斗争状况，希望以此来抓住唐朝的历史特质。
但在此过程中，谷川却逐渐感觉到，以先验的态度站在国家与民众的阶级对立上思考问题时，非常容易落入机械论的陷阱，因为在那里不见构成国家和民众社会的“人”的身影。比如说最能代表隋唐时期政治特色的律令体制在上述史观之下只能变成压制人民的工具。然而制度终究是“人”制定的，在这些制度的最深层处一定有着“人”的思想活动。通过这一思惟方式的根本转变，谷川决心重新理解国家和人民的关系②。
在谷川看来，秦汉以来广泛存在的自耕农是解决隋唐国家性质问题的关键，因为这意味着类似大土地所有那样的私有隶属制受到了某种力量的牵引而不能全面展开，而这一现象又是从阶级支配、阶级斗争的史观上无法解释的。因此谷川的结论是，国家和人民除了对立以外，一定还有着相联系的一面，而且这种联系较之对立可能更为重要，更能抓住隋唐国家的本质。
那么，当用国家和人民相联系的一面来观察隋唐国家时，应该从何处入手呢?谷川这时想到的是有必要上溯到其政权形成的渊源时期来加以理解。谁都不否认隋唐政权的起点始于北朝，因此谷川从50年代后期开始把自己的研究重点移至北朝，希望从那里发现隋唐政权与人民的关系的原初形态，以此来探索隋唐国家的形成原因及其历史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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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筑摩书房1971年版;1998年增补版;李济沧译中文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② 谷川道雄：《研究生活四十年》，《东洋史苑》42、43合并号，龙谷大学东洋史学会，1994年。
谷川首先选取导致北魏崩溃的六镇之乱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隋唐作为大一统的王朝，其形成过程中的种种要素都产生于这次叛乱之中，也就是说从社会的大分裂之中反而容易找到其后国家统一的契机和线索。
六镇之乱由部署在北部军镇的镇民所发动。镇民在史籍上往往被称为城民，是住在城镇里的军户，与一般州郡编民有所区别。城民大多由鲜卑族等北方胡族人民构成，其中不乏出身于显赫部族者，因此他们与一般州郡民的性质完全不同，是非常有荣誉的兵士。北魏实行部落解散政策以后，这些城民被派至北部各镇以捍卫国家的边防。但是经过后来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他们的身分却日渐下降，最后由本来的自由民降至一种贱民的地位。这种对失去自由身分的不满正是六镇之乱的直接导火索。
北方胡族人民从自由民下降到贱民，然后再从贱民争取恢复自由民的身分，这正是六镇之乱的性质所在，也是谷川研究北朝史得出的最初结论。但谷川的思维并没有停留在此，在他看来，以北魏内乱为分水岭，其前后时期似乎就具备了上述两条基线所呈现出来的历史特点。从这一构想出发，谷川用10年时间对五胡北朝的政治史展开了全面研究，力求证明从五胡政权到隋唐的历史进展就是上述两个过程的反映。首先，如果说城民本是自由民的话，那么应从哪里寻找其历史身影呢?谷川把目光投向了南匈奴政权。
东汉以来，在汉族政权的控制下，南匈奴原有的部落体制处于解体状态，种族独立性得不到伸张。西晋的政治混乱使南匈奴的统治阶层和具有自由民身分的一般民众之间产生了恢复种族独立的志向，其目标是建立一个部落联盟国家。致使匈奴族统治阶层和人民相结合的原理不是别的，正是塞外游牧民族社会所特有的自由体制。但另一方面，作为匈奴国家的前赵、后赵政权都建立在中原地区，因此他们又面临着一个与广大汉族人民共存的问题。为了适应这样一个社会状况，两个政权都恢复了昔日的大单于制度，以之统领胡族民众并保证本族人民的自由地位。与此同时，位于大单于之上的皇帝，派遣包括大单于在内的宗室诸王分掌军队，谷川将这一体制称为“宗室军事封建制”。但是带有分权性质的“军事封建制”最终导致了皇权的极度不稳，两者之间的矛盾逐渐扩大。为了巩固皇权，外戚、宦官相继登场，皇权渐变为追逐个人私利的工具。在此风潮下，胡汉双重体制所具有的公共性丧失殆尽，主张恢复国家公权力的胡汉士大夫遭受排挤，匈奴人民也在成为利权侵夺对象的过程中渐失自由民的地位。
通过上述研究，谷川明确指出，支撑匈奴国家体制的“宗室军事封建制”，反映的只是血缘关系，它并不能保证包括汉族人民在内的国家的公共性格，而这一矛盾又是后来的胡族政权所必须面对的历史课题。
鲜卑慕容氏政权加快了汉化步伐，这表现在大单于制度的废除。但是因为同时有几个皇帝继承者的存在，以及由皇帝或是宗王掌管最高军事大权，所以“宗室军事封建制”依然是鲜卑国家的砥柱。在燕政权所设置的军营里，由于有被称为“营户”的户口负责生产而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这正是军事封建制的表现，而州郡制下的州郡户则对营户的生产起了互补作用。鲜卑国家的皇权就是建立在营户和州郡户的军事生产之上的。但不久，由于可足浑太后以及慕容评时期贿赂政治的盛行，再加上驻扎在地方的将领纷纷将营户占为已有，整个国家掀起了一股追逐个人私利的风潮。作为国家编户的一般农民在此情况下急遽减少，国家从根本上发生动摇，最终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