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艾轩尝云：“班固杨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马迁司马相如等，只是恁地说出”。今看来
是如此。(《朱子语类》卷139，《朱子全书》第十八册第4289页)朱熹为什么如此强调说出的文字，或者说“自在流出”的文字?联系他对修辞用字的高度重视，似乎产生了一个矛盾：班固杨雄等人“做文字”的“做”不正是对文章修辞的用功吗?为什么不如司马迁司马相如等人自在说出的文字呢?“做文字”与“恁地说出”这两种情况那一种是更加注意修辞技术的呢?从表象上看，是“做文字”的人，“恁地说出”的人似乎不如“做文字”的人认真。这就是一种矛盾：既然朱熹十分重视修辞技术，为什么更赞扬“恁地说出”的文字?我们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做文字”与“恁地说出”的含义，了解这两种写作状况作者的背景。联系朱熹的其它文字可以得知“恁地说出”的真正意思是“自在流出”的文字，接近于“天生成腔子”，当然是难得的好文章：“做文字”的真正意思是相对造作的文章。比较远离于“天生成腔子”，当然比“自在流出”的文字要差一些。那为什么用心“做”的文字在修辞技术上反而比随口说出的文字工夫差劲呢?就是因为这两种写作状况作者的背景不一样，准确地说，“恁地说出”的人，在胸怀抱负、文化修养、知识能力等等方面的综合素质要比“做文字”的人强，所以一旦有感而发，修辞造句就自然而然，自在流出，稳妥恰当;而“做文字”的人在对社会、自然、人生等等的认识水平上，在气质抱负上，在对理想的追求上，不如“恁地说出”的人。所以，虽然他们写文：章努力用功夫“做”，但在修辞用字上还是不如自在说出的人工夫深，工夫自在修辞之外，正是这个意思。朱熹为什么一方面那样高度重视修辞技巧，又特别强调修辞作文之本质?就是因为修辞技巧与修辞本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一个人的文章修辞水平如何，一个人的文章气象、风貌如何，是由一个人的胸怀抱负、内在气质、道德境界、文化修养、知识能力等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决定的，而一个人的胸怀抱负、内在气质、道德境界、文化修养、知识能力等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到底怎样，又是由先天的生命遗传结构层次、健全程度与后天的生活环境、教育程度决定的。先天的生命遗传结构层次、健全程度如何，也许我们的当事人，难以做出自己的选择，但后天的生活环境、教育程度、我们个人的努力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切对于个人名利的追求都不利于我们综合素质的提高，不利于我们道德文章境界的升华，不利于我们人类整体修辞水平的进步，自然也就不利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和谐与进步，这也是朱熹在讨论具体修辞技巧时所包含的社会哲理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