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养性养性即涵养德性之意。中国古代文学的这一传统，也与中国文化精神交融在一起。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肯定的人生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所谓“修齐治平”，其中首要的和基本的是修身。这种观念反映在文学方面，则使文学创作活动不可能不带有修身养性的功能。前面所说的载道、教化、救世、哀民等，可以说是文学艺术的外作用，而这里所谓养性则是文学的内作用。历代许多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活动，有些以实现外作用为目的，有些则以实现内作用为目的。如陶渊明的田园诗、饮酒诗，谢灵运等作家的山水诗，就是这类作品。陶渊明的《饮酒诗》和李白的《月下独酌》等，其主要的功能当时在于内作用方面。唐以后许多作家写作诗词小说戏曲，常常自我标榜为“自娱”，有些文人在半生仕宦、退归林下之后，便开始从事文学写作或学术研究，自谓是“以著述自乐”。文学作家在自娱、自乐的时候，他们也往往受其思想观念的支配，自觉地承担着教化、救世的责任，自觉地表达着哀民的情感和崇义的精神，但同时也常常是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抒发自己个人的怀抱。他们在经历了世间的大悲苦、体验了人生的大烦恼之后，转而在吟咏山水、叙写故事的时候，寻求个人和社会、个人和他人、个人和自然的融洽与和谐。这样的作品的内容，有作者对自己为人处世的自我约束，也有作者对自己心态与情感的自我调适，并在这种自我约束、自我调适中获得快乐与满足。李卓吾有一段著名的话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积既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吐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这段话常被后人引用，说明有些文人为自抒胸臆而进行创作的情形。
7、言情追溯中国文化的渊源，历史上很早就有言情的传统。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情不是单指爱情，而是指人的情感、情绪。《荀子·正名》篇云：“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礼记·乐记》中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又谓之音。”孔子编定《诗经》，最早肯定诗歌的抒情特征。《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从先秦到两汉时期，对于情的认识出现了将情与理对立的观点。由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也就必然出现教化和言情并存或对立的状态。隋唐以后，关于言情的认识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到了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出现了反礼教、反传统的思想解放潮流，在文艺美学思想方面则出现了泛情论的倾向。所谓泛情论，把言情的一些观点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从文学创作方面扩展到社会政治、人际关系、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用“情至”思想解释各种世间现象。如洪升说“看臣忠子孝，总有情至”，蒋士铨说“大凡五伦百行，皆起于情，有情者为孝子忠臣，无情者为乱臣贼子、匹夫忍人”等。人的情感和欲望原本属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范畴，而当涉及到文艺创造过程以及人同文艺、文艺同社会的关系时，人的情感和欲望的问题又必然进入美学的范畴。西方文艺美学或者强调“爱”，或者强调“性”，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则强调情，这是由于中国同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及民族审美心理具有明显差异，中国式的言情分明带有中国特色。中国古代文论常常论及情，主张文学作品应当表现人的真情，应当以情感人，作品中的人物应当是富有真情实感的艺术形象。尽管各个时期不同的文学思潮在文学艺术的一些基本观点上有明显分岐，但在言情这个问上则表现得大同小异。
8、尚美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崇尚美的。这里所说的美和当代美学所谓的美属于同一范畴，但其内涵却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先秦时期的那些历史著作如《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理论与哲学著作如孔孟老庄诸子文献等，以及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桓宽的《盐铁论》那样的政论文等，当代学者研究文学史时都把它们看作文学作品，是因为这些作品确实都具有文学美的属性。根据我个人的理解，这些作品的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形象之美。先秦时期的历史著作及后来《史记》那样的历史著作中有鲜明的人物形象，这和后来戏曲、小说、文艺散文那样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具有共性。如《左传》中的郑子产、宋襄公、流亡于列国的晋公子重耳及其随从狐偃、介子推等，《国语》中的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及范蠡、文种等，《战国策》中的苏秦、邹忌、冯谖、荆轲等，《史记》中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廉颇、蔺相如等。先秦史传著作以及《史记》、《汉书》那样的历史著作中的许多情节展现的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因此当代的文学史著作称这些历史著作为“史传文学”，是有道理的。先秦诸子的政论类著作中穿插的一些小故事，里面也有不少生动的形象。二是趣味之美。重视趣味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一条重要的美学原则。前面所说的先秦诸子及后来的一些著名的政论文章，之所以被称为文学作品的另一原因是它们都写得很有趣味。趣味可分为理趣和情趣。古代优秀的理论著作和政论文章以及后来的许多哲理诗都富有理趣。宋代的包恢说：“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理论著作或文章能写得有趣而不枯燥，这就能显示出文学性。中国古代诗歌既重视理趣，也重视情趣，这一点在古代大量的诗话著作中有许多论述。最重视趣味的是古代的戏曲。明代的戏曲评论家评价前人的戏曲作品，常常要肯定其富有趣味的特点。如王骥德评论《拜月记》“时露机趣”，汤显祖主张以“意趣神色为主”，吕天成提出“别有机神情趣”，都在“趣”的问题上表述了自己的见解。清初黄周星说：“制曲之诀，虽尽于雅俗共赏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古云‘诗有别趣’，曲为诗之流派，且被之弦歌，自当专以趣胜……知此者，可与论曲。”综观诸家所论，他们或言情趣，或言机趣，都把有趣看成戏曲作品的灵魂，有之则灵动活现，无之则呆板干瘪。因此，有趣味确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条重要的美学原则。三是语言之美。这一点是每一个中国人深有体会的，也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有识之士公认的。中国的文字本身是美的，中国古代各种文体的作品，其语言都是美的。前面所说那些政论文章和著作之所以算是文学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的语言美。中国古代作品的语言整齐，简练，节奏感强，生动传神，既具有形式之美，又具有意境之美，还具有神韵之美、音乐之美等。总之，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一种尚美精神，反映在文学艺术方面则形成一种贯穿古今的尚美传统。
以上八点，是我所认识的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主要的方面。当然也还有其他的内容，但总括起来最突出的还要数这八个方面。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认识中国文学传统所表现与折射出来的民族精神，对于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无疑具有借鉴的意义。同时还应当看到，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还具有复杂性和延续性。所谓复杂性，是指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不仅有优秀的一面，而且还有落后的和反动的一面。古代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总是不能摆脱历史的和时代的局限性的阴影，总是要夹带或承载着旧时的丑恶，形成传统的负面遗存于后世。诸如在长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作用之下，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愚忠愚孝观念，轻视妇女、轻视下层劳动者的统治阶级思想意识，及时行乐、玩弄女性的腐朽人生态度，以及宣扬宿命论、鬼神论等迷信愚昧思想观点的倾向等等，在今天看来属于应当抛弃的糟粕。所谓延续性，是指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和古代各种文化思想、社会意识交织在一起，具有根深蒂固的特点，不会轻易地因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消除。它总是要顽强地延续到以后的时代，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构成因素。古代文学传统中优秀的东西和反动落后的东西都具有这种顽强延续的力量。因此，我们今天考察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要正视传统的延续性和复杂性，既不简单否定传统，也不粗暴割断传统，而应弘扬并继承传统中优秀的一面，舍弃或改造传统中反动落后的一面，以与时俱进的态度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繁荣当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建设具有新的时代特色和生命活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注 释：
①《墨子·非命中、非命下》。
②《睡庵文集序》，见《汤显祖诗文集》下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15页。
③《论语·阳货》。
④《孟子·尽心下》。
⑤《荀子·乐论》。
⑥(清)梁清远：《雕丘杂录》。
⑦《瓯北诗抄·里俗戏剧，余多不知，问之僮仆，转有熟悉者，书之一笑》。
⑧见1904年《安徽俗话报》。
⑨《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334页。
⑩《论语·学而》。《孟子·尽心上》。《墨子·辞过》。《论语·阳货》。《论语·里仁》。《焚书·杂述》。《长生殿·开场》。《香祖楼》第十出《录功》。《答曾子华论诗》，见《敝帚稿略》卷二。《制曲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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