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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全宋诗》成就得失之我见

 从学界已形成的共识来看，衡定大型断代全书学术质量的准绳，似应包括以下八个方面：搜辑追求全备;注明文献出处;讲求用书及版本;录文准确，备录异文;甄别真伪互见之作;限定收录范围;作者小传及考按;编次有序。《全宋诗》然有种种缺憾，但毕竟首次完成了全宋诗文的结集，对宋代文史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最近，《文汇报》先后发表方健《谁都该“求真务实，严格律己”——答傅璇琮先生》(9月5日本版)和张如安《如何看待<全宋诗>订补中的问题——兼答方健先生》(10月17日本版)，就《全宋诗》的学术评价等问题，表达了尖锐对立的意见。傅璇琮先生是我很尊重的学者，且多得其提携;方健先生从事实务之暇，潜心学术，多有建树，与我过从较多，足称畏友;张如安先生不认识。师友之间的学术之争是正常的，发展到激烈争执则是我所不愿看到的。我始终坚持学术与友情分开的立场，且以为学术批评不应超越学术范围。同时，我也觉得，有关讨论不仅关涉著作者和批评、订补者应有的立场，也涉及大型断代分体文学全集的学术批评标准问题。从八十年代以来，全国高校古委会组织了一系列以“全”字领头的大型著作编纂，现在已经陆续出书，学术界获得巨大方便的同时，对这些著作的学术评价也有很大的分歧。我虽然没有参与《全宋诗》的任何编务，但始终很关注此书的工作，且是其获得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特别奖的分组评审者之一。此外，本人曾以一己之力作全唐诗文的订补，对此类工作有着切身的体会。故谨述所见，希望有助于彼此立场的协调。

一、断代文学全集学术评价的准则

不加选择地将一代文学作品总汇于一书，肇始于明中期，先后有冯惟讷《古诗纪》、吴?《唐诗纪》、胡震亨《唐音统签》的编录。至清代因《全唐诗》、《全唐文》等书的问世，引起学界广泛重视。近代以降，为因应现代学术研究全面客观占有文献的需要，中国学者对此类著作的编修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先后出版或编纂中的著作已知达四十种以上，所涉几乎包括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各体作品。其中影响重大的，“文革”前有《全宋词》和《全元散曲》，近三十年则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宋诗》和《全宋文》。此类著作的大量出世，必将对廿一世纪的中国文史研究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但其编修中所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常有很大分歧。断代全集的编纂，是工程巨大而学术要求极为严格的工作。学界对其期望殷切，希望一旦成书就应让学者能非常信任地加以引用，因而也常以较高而近乎严苛的学术标准来评判这些著作。已出的各书程度不等地遭到一些批评诘难，作出具体订正的更多。我以为，囊括一代文献的断代全书的编修，所涉作者和典籍成千上万，在成于众手又缺乏索引的情况下，有一些出入不当是不可避免的，以专治一人一书的态度来评价这些大书，显然有失公允，希望严厉的批评者能站在编修者的立场上予以体谅和宽恕。当然，为使读者能放心地引用，指出存在的缺失也很有必要。从学界已形成的共识来看，衡定大型断代全书学术质量的准绳，似应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其一、搜辑追求全备。全备在任何一种书中，都只能是相对的。追求“几于无一字一句之或遗矣”(俞樾《唐文续拾序》)，只能是编修者力求达到的目标。《全唐诗》编成至今，已补出六千多首，但据我所知，在明刊《锦绣万花谷别集》、清钞本《类要》、宋刊本《庐山记》、日本伏见宫存《杂钞》、韩国奎章阁存《名贤夹注十钞诗》中，仍有数量可观的唐诗可补，敦煌写卷和《道藏》中也颇有孑存。

其二、注明文献出处。最初辑录唐诗的胡震亨、季振宜沿明末学风，于文献来源仅作部分说明。《全唐诗》编修者迫于期程，无力备考出处，为求划一体例，将胡、季二书的原有出处大多删落，最遭后学讥弹。严可均《全上古三代两汉三国六朝文》逐篇说明文章来源，其学术质量显然优于《全唐文》。近代以来诸书，一般均说明文献凭依，以便读者覆按原书。但同注出处，也有高下之分。一是所据文献是否为最早最可信的记载。二是能否备录作品在较早文献中的引录情况，并出校异文。就此来说，《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全元散曲》较为优胜。

其三、讲求用书及版本。大型总集编纂，用书数量巨大，一般于有别集传世者尚注意广求异本，其他古籍常随得随用，未能讲求史源，未能广征别本。虽然用书务求初源，用书务求善本、原本、足本，虽是常识，真正做到很不容易。笔者辑录唐诗，许多书的版本选择都几经反复，深有体会。

其四、录文准确，备录异文。古人作品流播广泛，作者原作经不同途径传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歧互异文。断代全书有责任溯本清源地理清原作与流布异本的先后关系，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准确的文本和丰富的线索。然而成千上万篇作品，每一篇都有其流布和研究史，要理清谈何容易。一般来说，能正确地选定底本，出校有代表性的异文，减少错字，不轻作定夺，也就可以了。

其五、甄别真伪互见之作。古人作品的传误依托，是非常普通的现象，且致误作伪的情状原委纷繁复杂，有些已很难究诘。若举其大端，则有四类：一为传误互见，即甲某之作在流传中误为乙作;二为伪作，历代名家都有被假冒的作品;三为依托，如吕洞宾其人未必实有，而宋、元、明、清皆有依托其名之作;四为虚构，最显著的即为志怪小说中的仙鬼妖异之作。传误既可能发生于同时代人之间，也可能隔数代而致误，文体之间也可能交叉致误。大型全书要提供可信文本，对这些互见误伪之作务必作出逐一的考订，以确定归属，说明误传原因。《全宋词》采用存目附考的体例，即于互见传误之作，是者存录，加附按交代误传情况，误者删去，在存目表中记录传误书证，并加考证裁定归属，异代传误者则另附作品，体例最善。

其六、限定收录范围。看似简单，实极为繁复。从空间范围，一般应以中国疆域内之作品为限，外国人仅存在华所作。时间范围，各书都有专门的限定，麻烦的是易代之际人物及其作品，各书宽严出入较大。语言范围，则涉及民族文字作品。文体限定，在诗文之间，牵涉到一些韵文的归属。诗词之间，涉及到大量过渡期作品和后世改诗为词的作品。诗体又涉释道偈颂章咒的判定，《全唐诗》就把王梵志诗斥为“本为歌诗之流”而不收。文章则涉成文与否、原文及史传改写的区别，以及仅存事主祈愿的供养、造像题记、仅存敕目及任免的制敕可否视为文章等，还有单文与专著的区别。

其七、作者小传及考按。断代全集大多以作者立目，作者小传，对编次全书及读者了解作品都极重要。此点各书大致能做到，其中传记能说明文献依据更胜，能将作者事迹据存世文献无大挂漏讹误地全面扼要表述者尤胜。有著作或别集存世者，应说明其著作流传存逸状况，据别集整理者，更应说明版本源流及整理所据版本。此外，凡录自史传、笔记、诗话等书中诗词而原书记载写作本事者，录作品时应连带摘录本事。所涉作品的作者归属、真伪歧异、题序及本文有显著别本等情况时，应加考按以介绍前说，举证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