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意为主”与宋代诗学本体论的基本倾向

由魏晋迄唐的诗学本体论可以说是以“吟咏情性”之说为基本倾向的。当然，这期间又包含着对“情性”理解的种种细微差别。但论者均以人们的自在心态作为“情性”的主要内涵则是毫无疑问的。宋代诗学在“以意为主”的旗帜之下突破了以“吟咏情性”说为主要倾向的诗学本体论的藩篱，从而在中国古代诗学领域开出又一重要本体论倾向。“以意为主”之说并非宋人的首创。“言意之辨”及“言”、“象”、“意”三者之关系问题、“辞”与“理”的关系问题都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大公案，先秦儒学和魏晋玄学均曾对此产生过极大兴趣。即于诗文理论中倡言“以意为主”亦不始于宋代。南朝宋范哗就说过：“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绘，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宋书· 范哗传》 唐杜牧也说：“凡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 … 是以意全者胜，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 ( (答庄充书)) )范、杜二人所言之“意”即是意旨的意思，是说作诗为文应有一个主要意旨贯穿其中，并要求文辞章句为表现这一意旨服务。至于此意旨的具体内涵为何物则无关紧要。然细味二人所论，则其所谓“意”与“情性”并无根本区别：如果诗文中有某种一以贯之的“情性”的话，那么人们意欲表现这种“情性”的想法也就是所谓“意”了。在宋代诗学中，“意”的内涵则要复杂得多了。梅尧臣《续金针诗格》 云：“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内外含蓄，方入诗格。如‘族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族旗喻号令，日暖喻明时，龙蛇喻君臣，言号令当明时，君所出臣奉行也。宫殿喻朝廷，风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才出，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曹溪渔隐丛话· 后集)) )这里所谓“外意”指诗的字面意思，“内意”指诗的隐含义，前者可以看作是后者之能指，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之所指。“内意欲尽其理”说明诗的隐含义是某种道理，譬如其所引诗句，乃是讲君臣和谐、天下太平的道理。由此可知，在宋代诗学中，“意”作为本体概念与“理”相通，就是说，“理”也是一个诗学本体论范畴。对此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证据。例如王安石说：“某尝患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疑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 ( (仕学规范)) )苏辙说：“李白诗类其为人，俊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 … 汉高祖归丰沛作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 … ’白诗反之日：‘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识理如此。”( ( (杂说· 诗病五事)) )黄庭坚说得更明白：“好作奇语，自是文章一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观子美到夔州后诗，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与王观复书)) )看这些引文可知，在宋代诗学体系中，“以意为主”与“以理为主”是相通的提法。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理”的内涵较之“意”要狭窄得多，换言之，“意”包含了“理”, “理”却不能包含“意”。“以理为主”不过是“以意为主”的一个层面而已。

“意”的又一重涵义是诗人的观点和见解。《中山诗话》 云：“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世效古人平易，而不得其意义，翻成鄙野可笑。”东坡云：“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葛立方《韵语阳秋)) )这里的“意”都是指诗文中所蕴含的诗人的观点和见解。在宋人看来，惟有一以贯之并有一定深度的观点与见解作为诗文作品的核心，它才能成为好的作品。宋人有时还将“意”分为“文义”与“意思”两个层次。如朱熹说：“如昔人赋梅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十四字谁人不晓得!然而前辈直惩地称赏.’说他形容得好。是如何?这个便是难说，须要自得他言外之意，须是看得他物事有精神方好。若看得有精神，自是活动有意思，跳掷叫唤，自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个有两重：晓得文义是一重，晓得意思好处是一重。”又说：“杨大年辈文字虽要巧，然巧中自有浑然意思，便巧也使得不觉。欧公早渐渐要说出，然欧公诗自好，所以喜梅圣俞诗，盖枯淡之中，自有意思。”(《诗人玉屑》 )此外“文义”乃指诗文中所含客观之理或诗人主观之见解，“意思”则指附于整个作品之上的某种意味、意趣。前者可由文词词义的辨析而得，后者则只能得之于体验、感受，或者说是得之于审美的直觉。前者或许还包含着伦理的、政治的因素在内，后者则是纯而又纯的审美属性。朱子谈及读诗之法时尝言：“诗须是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 ( (诗人玉屑)) )这里的“义理”应属“文义”范围，而“滋味”则应属“意思”范围。盖朱子虽为道学家，却询属深谙诗中三昧者，故能在强调“义理”的同时顾及“滋味”。诗并不讳言“理”，关键在于能否达于“理趣”;诗亦不讳言“意”，关键是能否升华出“意思”，这大概是宋代诗学所悟到的独得之秘了。

总之，“意”这个概念的内涵比较丰富，凡属人意识层面的心理内容基本均能涵盖进去。宋人之所以重“意”而轻“情”，这自然与宋学思潮所构成的特定文化语境有着直接关系。宋代无论是重“义理”而轻“章句”的新学(王学)系统，还是高标“心性之学”的道学系统，抑或以俯仰人生、追求个体精神自由为鹊的的蜀学系统，无不探绩索隐、辨言析理，务求洞幽烛微，明察秋毫。这就造成了宋儒事事要弄清楚，处处要讲道理的文化习性。现之于诗文，则亦不免于其中发议论，言事理。全然不似汉魏、盛唐诗歌那样自然混成、天真一片。

四、“吟咏情性”与“以意为主”的比较

从南宋后期开始，宋代诗歌创作及其诗学观念即已为人们所垢病。其中最为痛快淋漓且言之成理的自然应属严羽的《沧浪诗话》。沧浪重新标举“吟咏情性”的口号，并佐之以“妙悟”、“兴趣”之说，对宋代诗学观念予以彻底否定。沧浪确然是深于诗者，他对历代诗歌的评价极为准确，对宋诗弊病的分析亦切中肯萦。然而严沧浪也有两大局限：一是评诗标准过于狭隘，只知汉唐那些纯真无伪、天真烂漫的“吟咏情性”之诗为佳作，不知宋人那些刻意求新、戛戛独造、讲求技巧的“以意为主”之作亦有大可读。二是易说而难做― 他所向往的“惟在兴趣”的“盛唐之音”恰恰不是“有意为之”所能奏效的，其所以能获得如许成就正在于它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

自严羽之后直到清中叶以前，宋代诗学不断受到法汉宗唐的复古主义者的抨击。其所抨击的要点大抵为宋诗过于重“意”，重“理”，好“议论”以及“诗史”说等等。这实质上是“吟咏情性”与“以意为主”两大诗学本体论观点的冲突。例如杨慎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夫六经各有体：《易》 以道阴阳，《书》 以道政事，《诗》 以道性情，《春秋》 以道名分。后世之所谓史者，左记言，右记事，古之《尚书》 《春秋》 也。若《诗》 者，其体其旨，与《易》 《书》 《春秋》 判然矣。《三百篇》 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王仲铺《升庵诗话笺证》 卷四)这是对宋人“诗史”之说的批评。杨升庵反对在诗中直接说教，主张采用比兴手法作诗。他所持的诗学本体论观点无疑是“吟咏情性”之说。明清之际的黄生亦有近似的观点，他说：“自宋人尊老杜为诗史，于是填故实，著议论，浸入恶道，而诗人之性情，遂不复见矣。”(《诗座》 卷二)同样是高标“情性”而反对“议论”及“诗史”说的。也有人更是直接否定“以意为主”诗学本体论观点，如王船山就说：“诗之深远广大与夫舍旧趋新也，俱不在意。唐人以意为古诗，宋人以意为律诗绝句，而诗遂亡。如以意，则直须赞《易》 陈《书》 ，无待诗也。”又说：“宋人论诗以意为主，如此类直用意相标榜，则与村黄冠、盲女子所弹唱亦何异哉!" (《明诗评选》 卷八)这些批评都是坚持以“情性”为诗歌本体，而反对以“意”为诗歌本体。

“情性”与“意”都是指诗歌作品中包含的主体心理内涵。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意”是认知性的心理因素而“情性”是非认知性的心理因素。前者包括人们对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认识、理解、判断、评价等等，按其内容性质而言，其中当然有政治、伦理、哲学等等方面的观点;后者包括个性气质、情绪情感等，其中必然有大量无意识心理内容。也可以说，“情性”是未经逻辑思维梳理，没有抽象概念侵入的那种混沌一片的心理状态。在诗歌创作中，以“意”为诗歌本体的诗人喜欢在作品中讲道理，发议论，铺陈故实;以“情性”为诗歌本体的诗人则更愿意借助作品来表现自己那些飘忽的思绪、无名的闲愁、瞬间的感慨、隐秘的幽情等等。“意”是理性的、意识层面的，“情性”是非理性的，有时是无意识层面的。“以意为主”的诗作所传达的是普遍的社会话语，往往是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吟咏情性”的作品所呈现的是个人话语，是无关国计民生的闲情逸致。因而，“以意为主”的作品背后常常隐含着一个“集体主体”，即某个社会阶层或社会集团的价值观念，诗人不过是它的传声筒;“吟咏情性”的作品的背后却只有人的生命存在(有时是纯个体的，有时是全人类的)。

上面是从“体”(诗之内涵)的层面上来说的，如从“用”(创作方法)的角度观之，则“吟咏情性”的作品讲究率性而为，自然呈现，坚决反对精雕细琢、刻意安排。“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是此类诗作的最高旨趣。“以意为主”的作品讲究“意新语工”, “言之有物”，提倡“诗法”，重视“格调”; “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外枯而中膏”是这类诗歌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