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想提出一种可能被视为不合时宜的呼唤：回到现代汉语文学的能指单纯年代，回到那质朴而明朗的汉语形象中。我甚至固执地认为，这或许正是摆脱能指盛宴的致命诱惑的一条途径。质朴不等于稚嫩或缺乏蕴藉。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沈从文的《边城》，卞之琳的《断章》，汪曾祺的《受戒》等，都曾给我们留下值得师承的简约、朴实、言之有物而又兴味深长的汉语形象。当然，质朴并不仅仅意味着篇幅短小，而可以有不同表现方式，当短则短、该长便长。同时，一定的修饰语或铺陈也并非一律不需要，关键是看是否适合于与所指的匹配需要。例如，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中有关司马蓝和蓝四十的那些铺陈段落，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能够展现出强大的表现力。我以为，能指单纯而质朴的一条重要标准，是看语言是否适于表现特定的生存体验。?
至于如何回到能指单纯与质朴的年代，与其说是汉语理论问题，不如说是它的实践问题。我高兴地看到，刘恪、刘庆邦等中年有成的作家，正竭力规避长篇小说的过量生产及其能指膨胀潮流，扭头折入短篇小说的写作探险中，这种把汉语文学尽量写短、在尽量短小的能指系统中叩探当今人生体验的新方式，不失为当前汉语文学的一条有效的突围路线。我更寄厚望于今天正在破土而出的年轻一代作者和读者，他们有更充足的理由和旺盛的青春原动力，以属于自身一代的新锐语言脱颖而出，在消解能指盛宴的汉语博弈中展现势如破竹的新生力量，从而确立自己的文坛新身份，也为汉语文学的新变革提供强大的助推力。无论哪一群或哪一代作家彼此有其不同的语言兴趣，我相信，这个能指盛宴年代的真正严肃的汉语文学写作，应当把创造恰当而有力的兴辞、用它去表现当下中国人的特定生存体验当作必做的事情去做。而与此同时，文艺理论切入这种新的汉语实践中去探险和记录，尤有必要。我以这样的期待提问着，更以这样的提问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