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宋诗的互见误传情况，《全宋诗》取则《全宋词》的体例，有存目、考按的规定。很遗憾的是，这一体例只在很少一部分诗作的处理中得以实施，没有能够贯彻始终，更说不上精致准确了。许多重出误收诗的编录，就是因为没有坚持始终所致。此外，大多诗歌仅记一个出处，浪费了前期普查所获得的丰富资源，不便于作进一步的研究。不录相关本事，也不便于诗意的理解。

以上几点，我以为是较大端的问题。对照本文第一节所述，当然还有一些可议处，不一一指出了。至于小传有细节出入，一些人物年代判断存在偏差，编次前后不尽恰当，一些作者还有作品可补，应该指出，但不是主要问题。

四、有关《全宋诗》争议之我见

《全宋诗》是一部收诗二十多万首，作者近万人，总页数达到45698页的大书，有一些错误，很正常，予以纠订，也不无意义。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有关争议的双方来说，无疑都是有益的格言。作为《全宋诗》的编纂者，编纂时面对的是数以万计的作品，要进行普查、录出、校勘、考订、写传、编次等多道繁难的程序，每一处地方的疏忽都可能造成错失，每一处地方的深入探求都可能改变原来的论证，而面对浩如山积的书稿，又难以做到每一处都去挖地三尺。加上书成众手，划一为难，有一些错失，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必苛责，也不必讳饰。就订补者来说，大都各有专攻，研究深入，所作订补，也多有发现，可资参考。比如专治某一人或某一书，在这方面必然有更深入的揭示，如专讲宋代制度、职官、地理、习俗，所涉的纠订，也会有更精确的补充。由于至今的订补者还没有对《全宋诗》作全面补订的情况，各家掌握文献有特出者，也容易有鉴别的疏漏。订补者的疏失，也如同编纂者的疏失一样，很正常，也可以原谅，因其所涉及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不可能观照全局。在此可以拙辑《全唐诗补编》来说明。那本书完成于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古籍检索手段相对贫乏，查阅古籍比现在要困难得多，与海外的学术联系还刚起步，连复印的利用也远不如现在方便，虽然有4000多首稀见唐诗的揭出，但校勘和鉴别方面确有一些问题。已经看到十多篇订正文章，我自己也有纠订。但客观地说，原书的失误很正常，不是宽恕自己，而是当时实在没有解决的手段。纠订的文章也有失误，因其所见不宽，所虑不细，仅就所及提出。今后也可能会对有关文章作出回应，但仅取其足以成立者，对其误失则不作驳议。学术研究中的讨论，应有彼此的尊重，能站在对方的立场给予体谅，讨论应局限在本题之内，辞气平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乾嘉学风的概括，现在仍值得重视。

在此我想特别提出余嘉锡先生作《四库提要辨证》时所表现的学术气度和良好学风，以与各位学者共勉。余先生认为前人对《四库提要》的态度，“信之者奉为三尺法，毁之者又颇过当”，他都不赞同。他认为该书“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给以极高的评价。而提要多有讹误的原因，他认为在于“《四库》所收，浩如烟海，自多未见之书。而纂修诸公，绌于时日，往往读未终篇，拈得一义，便率尔操觚”，以致“纰缪之处，难可胜言”。纪昀承担全书的定稿责任，经其手后，大都“考据益臻详赡，文体亦复畅达”，但也不免“恃其博洽，往往奋笔直书，而其谬误乃益多”。他对《四库提要》纠订至多，且得到学术界普遍好评，但他在将自己和清人的工作比较后，用射鸟为譬喻：“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引文均见该书自叙)这种虚怀若谷的气度，确实值得今人师法。

五、《全宋诗》的增订尚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