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的古文论研究界较为关注的又一个问题，是道家思想对于古文论的影响。这主要集中在老、庄思想与古文论的关系上。在这方面有大量的论著。这里要特别介绍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和漆绪邦的《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漆先生从老、庄的自然之道与古文论中以自然之为美，从玄览、游心与神思，大象无形与境生象外诸方面，论道家对于古文论的几乎是半壁江山的影响。徐先生则仅从庄子立言。他认为，庄子的“与天为徒”，“入于寥天一”，是逍遥游的境界，而这正是最高的艺术精神的体现。庄子所说的“心斋”、“坐忘”，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循耳目内通的纯知觉活动，这种纯知觉活动，即是美的关照。”他认为：“与物冥的心，即是作为美地关照之根据的心。与物冥之物，即成为美地对象之物。”庄子讲我与道冥一，自我也就消失。徐先生认为，自我的消失，实际上构筑出了另一种的心物关系：万物相通，这是“大情”，是与物共感的关系。这种与物共感的“大情”，乃是属于对象的感情，“对象的感情，实际是通过了想象力的活动，或推动想象力的活动。”“所以在他的观照之下，天地万物，皆是有情的天地万物。”我们当然还可以对徐先生的观点提出疑问，比如说，没有是非、没有个人的强烈爱憎，就没有文学。但我们也必得承认，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我们又必得承认，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剎那间的精神境界。从这样的精神的层面来论述庄子思想与文学艺术的关系，远比把庄子的若干论述直接的套用为文学艺术论要好得多。老子和庄子，并没有直接的论述文学艺术。他们影响文学艺术的发展的，是他们的精神。如果我们考察历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我们就会发现，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以往我们似乎更多的是附会和对应他们的个别论述与个别文句，去论证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美学思想和文学观点。那样的论述总给人以隔着一层的感觉。二十世纪后期，从精神旨趣的层面研究庄子思想的，已经渐渐的多起来。75 道家思想对古文论的影响还有一个热点，那就是对于魏晋玄学与古文论的关系的研究。自汤用彤先生论玄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之后，有关此一论题之论著便不断出现。汤先生集中的论述了玄学影响于文学的主要之点为得意忘言忘象，以求“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后来者除了在此一范围之内进一步展开研究之外，兼及玄学影响下魏晋某一时段文学思想之研究，玄学本体论与文论关系之研究，玄学影响文学理论之途径之探讨等。76 至于玄学对于我国古代文论后来的发展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它如何与佛家影响下的文论融合，过程如何，则至今似尚未有作全面深入研究者。盖此一点之研究，实牵连到与佛、道思想之纠结，要厘清须下甚大之气力，涉足不易故。

百年来古文论研究界关注的另一问题，是佛教对于古文论的影响。最早提出问题来的，是陈寅恪先生的《四声三问》。他提出诗论史上重要的永明声律说实由于佛教之影响而产生：“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这一领域。这里要特别介绍王德明的《中国古代诗歌句法理论的发展》98和蒋寅的《起承转合：机械结构论的消长——兼论八股文法与诗学的关系》99 王著论述了中国诗歌句法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的不同特点、演变轨迹和发展动力。蒋著则追遡诗学中起承转合之说的由来，论其与八股文之关系，及其在诗学中之展开。古文论中的技法理论似尚有不少的研究空间，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

七

在粗浅的了解百年来古文论研究的大致情形之后，颇有了一些感想。

百年来的古文论学界，所关注的研究对象似有所偏重。从研究的时间段落看，魏晋南北朝文论研究的人较多，成果既丰富，也似乎较为深入。明、清相对薄弱，成果较少，留下的空白面也较多。从文体言，诗文理论研究多而小说、戏曲理论研究者相对较少。从专家和专著研究言，偏重三大著作：《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和陆机、苏轼、王世贞、金圣叹等人。犹其是《文心雕龙》，研究论著几占全部古文论研究的五份之一。这种不均衡的状况，当然与古文论自身的分布特点、与其学术成就的高低有关。但是与研究者对于古文论的全面了解或者也有一些关系。上面这些多人涉足的领域，可以说都是古文论中最为显露的部份，是进入这一学科谁都会看到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要更全面的了解古文论的面貌，除了这些显露的部份之外，深藏的、边缘的部份，我们也应该去了解。举个例来说，对于诗话，我们已经有了专门的史的或者史论的专著，也有了不少的重要诗话著作的专论。但其实对于诗话我们了解的并不很多。它究竟有多少，特别是明清诗话，我们并未作认真的清理。现在蒋寅和张彭寅先生已在作这方面的工作，听说数量非常之大。当然这些诗话中的很大一部份不会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全面的了解对我们最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更细致的了解某一时段某一地域某一群落的审美趋向，这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文学思潮的复杂性。特别是清代以后，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在诗话里会有踪迹可寻。二是我们或者有可能寻找到意外的金子。在一些我们不大看得起的无名评论家的流传很少、甚或仅存手稿的诗话里，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精采的见解。再举个例，我们对于明代的文学思潮开始重视起来了，有了不少专著。但是更细致的研究还是有许多的课题等着我们去做。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士人阶层，同一阶层的不同群落，文学观念是很不同的。这些不同因为什么、如何交错?还需要清理。我们有了研究晚明佛学与文学的关系、心学与文学的关系、士风与文学的关系(如性爱风气)、商业与士风进而与文学的关系等等的专著，但是所有这些方面如何构成一个整体在发挥作用，影响某一位或者某几位文学家的文学观念，通过什么途径，这途径有多少层面，等等，我们似乎还需要花许多的力气去弄明白。清代文学理论批评尚待开发的园地就更多，可以说比比皆是。寻找研究空白，进行专题的深入的研究，恐怕是今后古文论研究的主要的工作。

百年来的古文论研究，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互相包容，是此一领域取的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细检视成果，我们似乎可以说，有着较好国学根基、建立在详尽的史料基础上的研究著作能够保持在一定的水准上。从理论切入，再寻找材料加以说明的研究成果，在深度和历史实感上似稍有欠缺。从已有成果看，绝大部份都是停留在对于古文论本身的分析判断上，结合创作实际解读古文论的较少。我们也有了比较文论的研究。老一辈学者如钱钟书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不朽的成绩。近年来比较文论的研究发展很快。台湾的侯健、古添洪，香港的黄维樑，大陆的曹顺庆和他的一大批学生，已经有了不少的成果。曹先生的学生还发表专文，举起“四川学派”的旗号，并论其特色。这无疑是一个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当然，可能由于此一领域对于研究者有更高的要求，而真正做到中西兼通又不那么容易，因之这方面的成果在深度上似有待提高。

百年来的古文论研究，与现代文论的研究如何衔接，似是一个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我这里说的与现代文论的研究衔接，不是指如何为建立当代的文学理论服务，那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100 我这里说的是古文论、古代的文学观念与当代的文学理论、文学观念存在什么样的衔接现象，我们还没有很好的研究。从表面看来，这种衔接似乎不易找到。但事实是必然存在的。传统存活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观念中有文学传统的遗存，是自然而然的事。我近来因偶然的机缘读海子的诗，竟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种强烈的青春激情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的奇妙交错，那种完全生活在理想世界里的心灵状态，使我想到李贺。在这两个惊世天才之间，无疑流淌着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某一根血脉。我想起杜牧的《李长吉歌诗叙》论贺诗：“云烟连绵，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盈盈，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丘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他所要极力描述的，是贺诗的特色。而其实那正是李贺的诗歌观念的自觉不自觉的反映。海子呢?他追求什么?他的诗歌观念中是否也有类似的因素。表面的联系是容易看到的，隐约的内在的联系往往更为重要，也更难辨析。诸如此类，只要我们用心去找，是可以找到的。打通古文论和当代文论、古代文学思想和当代文学思想的研究，恐怕是今后研究的一个应该重视也大有前途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