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心中的前途是光明可期的。在迁谪远州的漫长的二十三年里，他虽然也难免有过感伤和悒郁，但往往能在思索中积极振起，始终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希望与信心。他赞美经过砥砺，重为利刃的佩刀，“故志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砥石赋》)借此表达他百折不挠的劲节与待时而起的雄心。谪居朗州五年后，他曾收到元稹赠送的一根壁州竹鞭，便写诗酬赠说：“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酬元九侍御赠壁竹鞭长句》)借咏赞竹鞭，表达自己坚贞、正直的耿介个性，寄托重返长安的迫切愿望。直至晚年，诗人依旧保持着积极进取的锐气和坚贞不渝的志节：“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罢郡归洛阳闲居》)、“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赠乐天》)的自强不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乐天所寄咏怀且释其枯树之叹》)的通脱识度;“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始闻秋风》)的豪迈壮烈，无不表现出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

他献身的事业是正义可为的。刘禹锡之所以对前途充满信心，并不是指望当朝有替君换相的人事变动，而是他始终坚信自己从事的革新事业是正义的，有利国民，是没有罪的。这一点也与很多诗人遭贬之后的认识态度不同。贾谊说：“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吊屈原赋》)，韩愈说：“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过其墓留题驿梁》)“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武关西逢配流吐蕃》)“而我抱重罪，孑孓万里程。”(《次邓州界》)柳宗元亦屡云：“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愚溪诗序》)“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许京兆孟容》)“罪恶显大”(《上江陵赵相公所著文启》)，“罪大不可解”(《与杨京兆凭书》)。在《献平淮夷雅表》中开篇即云：“臣负罪窜伏，违尚书@⑥奏十有四年。”虽然他们未必从内心真承认自己有罪过，但至少是口头上“检讨”了的。可刘禹锡的迁谪诗文中从来没有流露过负罪感，哪怕是口头上也不大言罪。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横遭诽语，为谗言所伤，“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子刘子自传》)所以，尽管他一再上书，求人振淹，却总是坚持申明“祸起飞语，刑极沦胥”(《上中书李相公(绛)启》)，“飞语一发，胪言四起”，“始以飞谤生衅，终成公议抵刑。”(《上杜司徒书》)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敢于辨明这一点。他在《谢上连州刺史表》中说“臣有微才，所以嫉臣者众，竟生口语，广肆加诬。”直到他去世前所写的《子刘子传》中，还是毫不含糊地认为，当年投身的那场革新运动“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因此，在诗文中他绝没有悔罪的表示，只有对谗言飞语的反击与嘲讽：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九首》之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