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自比真金，是建立在自知无罪的心理基础上的。他相信历史终究会吹去“狂沙”般的谗言，还我真金的面貌。这种坚定信念倒是与屈原很相近。屈原也是不认为自己有罪的，“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本无罪于是才敢怨、才敢愤，才能心里坦荡，豪迈爽朗。刘禹锡就是用这样的情感格调开拓了迁谪文学的新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的豪放又与李白的豪放不同，李白的“豪”更多的是一种疏狂，多带一种浪漫的乐观，刘禹锡则不同，他的“豪”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理性认知基础上，有着严缜的社会生活逻辑，经得起哲理和生活的同时考问。比如，刚遭贬谪，他就在《桃源行》中借渔人的形象揭示了“桃花溪满水似镜，尘心如垢洗不去”的污浊现实与美好理想之间的尖锐矛盾，否定了桃花源避世、遁世的文化传统。总结了“直道由来黜”(《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予同迁见赠》)和“主张其时”(《何卜赋》)的历史规律，对政治斗争的必然性和长期性表现了清醒的理性认识。有了这种理论认识和思想准备，他才能“蹈道之心一，而俟时之心坚”(《何卜赋》)，才能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外贬中“于铁尚铮铮”(《历阳书事七十韵》)，自觉地坚持美好的理想和正义的事业。肖瑞峰先生曾把刘禹锡的豪健放在唐宋大家中进行比较，他认为“李白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狂放;杜牧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的放荡;苏轼的豪更多地表现为‘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旷达;辛弃疾的豪更多地表现为‘欲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激愤;刘禹锡的豪……更多地表现为……豪迈……亢奋……昂扬。”(《刘禹锡诗论》)，我以为此五子中与刘禹锡之风最为接近的是苏轼和辛弃疾。但他比苏轼更多一份执着，比辛弃疾又多一份通脱，所以亢奋而不狂躁，悲愤而不沉沦，洒脱而不放浪，执着而不拘泥，他是离现实人生最近的诗人。他的人生态度最少偏执，既不高蹈出尘，又不哀伤消沉;既保持积极进取的锐气、又保持着相对开朗豁达的心态。这种心理态势和人格品质是怎样形成的呢?换句话说，是什么原因使得刘禹锡能以豪健风格打破迁谪的怨愤传统呢?

个性：刘禹锡打破怨愤传统的原因

从战国至中唐，上下千余年，为什么刘禹锡独能以豪健之风打破以怨愤为核心的迁谪文学传统，与其说这是中唐时代的赋予，倒不如说是刘禹锡独特个性的产物。

首先，饱经磨难的少年生活锻炼了刘禹锡的意志和毅力。刘禹锡小时候身子虚弱，家里的人常常要抱着他四处求医问巫，服石吞药。而稍值年长，便能自读医书，琢磨处方、磨炼体质，并经过多年积累，编成《传信方》一书。这种特殊的经历，不但没有养成他的娇气，相反成为了他战胜宿命和软弱的契机，培养了他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性格。作为匈奴族的后裔，他豪爽的性格也许还有着遗传基因的先天秉赋。他在诗中屡屡说自己：“我本山东人，生平多感慨”、“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在《上杜司徒书》中也说自己“少年气粗”。少年生活赋予的这种豪犷气质、刚强秉性，使他在以后的坎坷人生中不轻易屈服于困厄与穷愁。这样的生活经验，对于他后来在《天论》中表述的世界观都应是有着深刻影响的。

其次，他在南楚蛮乡有意地学习了屈原的精神传统，“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刚强成为了他的精神支柱。刘禹锡贬来朗州，卜居招屈亭畔，与千年前在这里行吟的伟大诗人屈原成为近邻。同样的地理风物，同样的流贬遭遇，使得他自觉不自觉地把屈原当成了仰慕、步武的对象。他后来在《刘氏集略说》里作了如此的自叙：“及谪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高冠长剑”即指屈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的诗句。他来到这“风巫气窳”，“华言罕闻”、沅澧横流、兰芷丛生的蛮乡瘴地，自不能不想起曾经在此仗长剑戴高冠披发行吟的屈原。在《竹枝词九首引》里他说得更为明了：“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至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实际上，屈原对他的影响远不只是民歌的采风与改写，如托物比兴的方法，哀怨悲愤的情绪等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但是，刘禹锡继承更多的是屈原坚持正道直行、满怀美好理想的执着精神。在学屈方面，他是有异于柳宗元的。虽然他们同用比兴、同喜寓言，但柳宗元的屈骚精神更多些牢骚与怨愤、更多些忧戚与消沉，因此，他的山水文章赠答诗篇总觉出幽冷孤峭，难得有刘禹锡一样的生活热望与生命激情。

第三是刘禹锡心理调节能力强，能主动地应付逆境适应新环境。美国学者Asher Milballer在《超越流亡》中分析说：流亡者“一方面，他背负着过去的包袱，往日的生活日夜陪伴着他;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面对现实，适应新环境。他的生存取决于他解决这种两难处境的能力。”(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转引自1994年《文学遗产》第4期53页)的确中国古代的谪臣都面临这种生活环境的巨变。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自然很难把自己的情绪和生活状态调整过来，不是忧郁生病就是愤懑而死。一般用来调节心理和生活的方法多是寄情山水，傲啸林泉;或流连诗酒，倚红偎翠;或折节读书，红袖添香;或吃斋念佛，访僧问道……这些方法，刘禹锡在遭贬乃至贬后的整个人生中都试用过，但他不偏执一端，溺于一法。而且这些都不是他最根本的调节方法。他有一个重要的与众不同的调节方法是，他能尽可能地把自己融进当地的百姓与民俗中去，努力地去感受当地人民的生活，去体验当地人民的思想感情。他在朗州写《武陵观火诗》，在连州写《插田歌》，在朗、夔写《畲田行》等都表现出他对人民生产、生活的关心。《采菱行》、《竞渡曲》、《踏歌词》、《竹枝词》等尽管以描写异地风俗为主，但同样表现出作者对百姓生活的热爱与关注。这些诗的共同特点是作者能以极高的热情、极好的兴致参与其中，尽管很多时候他只是“马上郎”的旁观者，但他的思想感情完全融入其中了。他感受了当地百姓的欢乐与苦楚，这样他内心的孤独感就被减弱或消释了。于是他在贬地尽管有屈原一样的坚贞，但很少有屈原一样“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所以没有去投江沉沙。他成功地调节了自己在异境与逆境中的心态与生活，所以他总比屈原、柳宗元等人显得开朗、豁达、豪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