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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的杜诗探究

伟大的历史人物，总要由历史去认识他。

杜甫是伟大的诗人，在唐代，在他生前和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杜诗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杜甫也并不显得伟大。虽然，在杜甫去世前一年，衡州判官郭受颂扬他，“新诗海内流传遍”(《杜员外垂示诗因作此寄》);韶州刺史韦迢称道他，“大名诗独步”(《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都赞美了他的诗，可是实际情况，则和赞颂者描绘的并不一样。诗人逝世后不久，润州刺史樊晃编《杜工部小集》六卷，在序里说，杜有“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所知。江左词人所传颂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分为六卷，且行于江左”。可见杜诗的流传，大约因为诗人晚年流落到荆湘的关系，六十卷之巨的文集却仅“行于江汉之南”，竟“不为东人所知”。可见，当时杜诗并没有“海内流传遍”，说杜甫生前就已经“大名诗独步”，显然言过其实。

在流传至今的十种唐人选的唐诗里，只有在李唐王朝灭亡前韦庄选的《又玄集》选了杜诗七首，其余九种均未选入杜诗。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专门选录从肃宗到代宗末年这一时期的诗，其时也正是杜诗的代表作大量产生的时期，而选者并声称要力革过去选本之弊，“朝野通取，格律兼收”，共选诗人十六位，竟没有杜甫。这种情况只能说明，杜甫生前，他的诗地位并不高，影响并不大。有如王赞所说，“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时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可谓无声无臭者矣”(《玄英先生诗集序》)。叶适解释道，这是因为“杜甫强作近体，以功力气势掩夺众作。然当时为诗者不服，甚或绝口不道”(《习学记言》)。不服之论，纯系推测，厚诬古人，不足为据。实际是，当时的人把手握时代号角的诗人视为一般放浪形骸、纵情歌呼的酒徒诗狂，跟后人印象中的酒仙并无二致。任华在《杂言寄杜拾遗》中曾描写诗人，“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狂歌醉卧，今天看来是酒仙李白，昔人说的却是诗圣杜甫。在成都，严武去草堂看杜甫，写诗规劝这位朋友到：“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鵕鸃冠?腹中书籍幽时晒，肘后医方静处看”(《寄题杜二锦江野亭》)。严武的诗，当然主要是夸奖诗人多才博学。但是，一比为“气尚刚傲，好矫时慢物”的弥衡，再比为“日中仰卧，答曰晒书”的名士郝隆，不也是突出一个狂字么?后世流传的严武要杀杜甫的故事，其实也不过是说诗人酒后发狂而已。总之，生前身后，杜甫总是被人看作善于撰写佳句、刻划物色的风流才子，他的诗自然也被当作酒后疯话，不被人看重。诚然，颂扬杜诗的声音不是没有，也不是不高，只是不大，还没有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肯定杜诗的强音主要从中唐时期发出。沉醉在开元盛世中的唐人，被安史之乱的狂风暴雨吹打得晕头转向，到这时，才定下心神，痛定思痛，力图中兴，开始重视总结盛唐中衰的历史教训，自然也就注目大唐盛衰变化的历史见证人。韩愈的见解可为代表。他作为开宗立派的大诗人，大作家，独具慧眼，激赏大音，在多士诽谤李杜的鼓噪声中挺身而出，力驳众议，大声疾呼，“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辛辣嘲笑无知之辈攻击李杜，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英勇捍卫了两位光照千古的伟大诗人，对两位诗人“平生千万篇，今薤垂琳琅”(《调张籍》)，备表倾倒之意。韩愈意在开山，功在古文，对李杜诗篇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因而，对杜诗创作上的独特贡献，他也就说不清。这个任务由他的两个朋友，开创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双璧元稹、白居易完成了。

元稹抓住杜诗有所创新的艺术特色，称颂他“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酬孝甫见赠十首》)，表彰杜诗艺术在语言上的特色;肯定“近代诗人惟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乐府古题序》)，则突出了杜诗从形式到内容推陈出新的造诣，尤其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句，准确的总结了杜甫诗歌创作的特点。

但是，对杜诗丰富的政治内容和深刻的社会意义，终嫌没有接触，认识不够全面，受讥后人，理固宜然。然而杜甫毕竟是诗人，不是政治家，抓住了他的诗的艺术特色，也就基本上把握住了他这个人。所以，元稹研究杜诗的艺术特色，其见解对后代的杜诗研究者一直有启发和指导作用。

元稹的挚友白居易则不一样，他更多的是着眼于杜诗的社会内容，突出强调“《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作为他那种“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主张的佐证。如果说诗如其人的话，我们也可以说“评”如其人。白居易立志革新，敢于斗争，把诗看作人生的武器，“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放笔而写，直书胸臆“不惧贤豪怒，亦任亲朋讥”(《寄唐生》)。所以他看重杜诗关心时政、留心民瘼的思想内容。元稹少有大志，锐意改革，一经蹉跌，便改初衷，晚年更投靠阉竖，固位求宠，所以他偏爱杜诗艺术形式上的成就。相反相成，若将元、白二人的见解结合起来，就成了对杜诗的第一次比较系统的研究，比较全面的认识。他们的努力，难能可贵，为后来进一步研究杜诗奠定了基础。

到了宋代，唐朝由乱而亡的伤痛已成过去，稳定的新王朝需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杜诗的要义，杜甫的作用，便逐渐被封建社会挖掘出来。张齐贤说过，“工部风雅，犹仲尼之日月也”(《书杜工部祠堂》)。《新旧唐书》也都为诗人列传，《新唐书》的作者更颂扬诗人，“为诗歌，伤时挠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把诗人从卖弄文采、寄情风月的骚人词客中挑出来，看作痴心报国的忠臣义士。这些议论，使人耳目一新。然而，达官贵人的泛泛之见，尚有待于学者文人进行深入学术研究的支持。因而杜诗的社会影响还不很广泛。宋初被称为“纵横吾宋是黄州”的王禹偁，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当时就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既没有人去探讨大诗人新开的这个“诗世界”，也没有几个人对杜诗进行搜集整理的工作，杜诗散佚的情况仍然非常严重。当时所传的杜甫诗集的荆南本、南唐本、蜀本都是二十卷，《崇文总目》也称“杜甫集二十卷”，与樊晃所说的“文集六十卷”之数，相差甚远。而这些二十卷本，又多系抄传，“集无定卷，人自编摭”，内容不尽相同，错讹又非常多，正如后来李纲说的，“杜诗遭乱亡佚又不为少，加以传写谬误，寖失旧文，乌三转而成焉者，不可胜数。“{《重校正〈杜子美集〉序》}

这种局面，到北宋中叶，随着赵宋统治集团政权日趋巩固而逐步变化。景佑三年，即1036年，苏舜卿编辑《老杜别集》。他在《题杜子美别集后》写道，“杜甫本传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经学者编辑，古律错乱，前后不伦，盖不为近世所尚，坠逸过半。吁，可痛悯也。“其时宋传四帝，立国七十五年。然而从此杜诗“不为近世所尚”的历史也就结束了。之后，著名的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都重视学习杜诗，谈论杜诗，甚至上朝之暇，也说杜不止，以熟读多读杜诗为荣耀，以至于“乡校家塾，龆总之童，琅琅成诵，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曾噩〈九家集註杜诗序〉)。这种朝野倾心，雅俗共赏的盛况，可说是杜诗的普及运动，杜诗成了封建文人的必修课，研究杜诗成了学者士子安身立命的专业。有宋一代，研究与编辑杜诗的超过千家，韩愈昔日称颂的“光焰万丈长”，至此才普照士林。

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北宋社会比较开放，政治比较寬松，思想比较自由，因而经济繁荣，商业发达，科技先进，文化昌盛，宗教活跃，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好時代之一，以至于有现代的西欧高士认为，最适合于人生活的時代是北宋。但是，赵宋王朝又有先天的不足，国家未能统一，富而不强，往往成为四周环伺的列强追逐的猎物。用钱买来的和平，既不持久，又带来内忧。如何自慰，成了宋有别于汉唐的新课题。陈郁的自白，道破了这一点：“本朝文不如汉，书不如晋，诗不如唐，唯道学大明，自孟而下，历汉，晋，唐皆未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万世继绝学，开太平者也。”(〈藏一话腴〉甲集卷上)陈郁说的是文化，要是再加上政治上的，“本朝强不如汉，盛不如唐”，那就更清楚了。道学是专为宋王朝在军威不振的情况下“开太平”，即巩固封建统治效力的。其实道学哪有那样大的威力?只是因为，宋虽“文不如汉”，是赋不如，散文则过之;虽“书不如晋”，而画过之;虽“诗不如唐”，而词过之;虽“强不如汉”，而经济实力过之;虽“盛不如唐”，而科技商貿过之。宋实在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超汉越唐的又一高峰。然而，高而不大，文而不武，富而不强，危而不安，令人气短。道学独盛，强调理，强调心，突出的是精神自立，聊以慰心自娱而已。后期，慰抚变成麻痹，自娱变成逃避，是宋贤始料不及的。当时杜诗研究成为风气，杜甫地位空前高涨，正是時代追求精神自立的反映。

封建社会所谓“开太平”，就是确保君主的稳定统治。孔子本开过，“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祖传秘方，也行之有效。但积久生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不克己，不复礼，汉室如此，唐室也如此。江河日下，无可奈何。韩愈见机而作，设计出“天王圣明，臣罪当誅”的新图纸。但过于生硬粗暴，缺乏感染力，完全是“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古老说教的翻版，不易叫人接受。宋儒经过对比研究，终于发现杜甫忠君的态度和方式最为可取。杜甫忠君不是在春风得意，锦衣玉食時感激皇恩浩荡的自我表白;也不是待价而沽，请托钻营時候输忠纳款的自我吹嘘;而是历尽沧桑，饱经世故后，在天涯沦落中思君怀国本性的自然流露。谁又会天天都面临着生死的考验呢?日常生活的立场节操才特别难能可贵。所以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东坡集，王定国诗集叙一首〉)苏轼的这个结论也是一个发现，得到了封建時代的广泛赞赏。就这样，描绘世上疮痍，民间疾苦的志士仁人，被装扮成了施粉抹朱的忠君模特儿。其实这是很不确切的。杜甫念念不忘君王，形式上看是忠君，实际上是要“致君”，“致君堯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同元使君〈舂陵行〉〉)“致君時已晚，怀古意空存。”“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卛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他是要帮助皇帝，臻于郅治。犯顔直諫，生死不顾。即使到了辞世之年，行将就木，仍不忘薪尽火传，激励青年才俊。所以，他批评皇帝的过失，也揭皇帝的疮疤。当他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的时候，当他写“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奉赠卢五丈参谋琚〉)的时候，当他写“圣主他年贵，边心此日劳”(〈千秋节有感二首〉)的时候，当他写“张后不乐上为忙”，“百官跣足随天王”的时候，他并不是跪在陛下面前出谋划策，而是站在天子对面耳提面命，有时简直就是对君主的控诉和否定，其激烈和尖锐的程度，远远超过屈原李白，无人能够企及。由于这方面绝非后代儒生所能理解，于是就把这一方面抹杀。

而杜甫在“一饭未尝忘君”的同时，还“一饭未尝忘民”。“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解忧〉);“遗穗及众多，我仓戒滋蔓”(〈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枣熟从人打”(〈秋野五首〉)，“拾穗许村童”(〈暂往白帝复还东屯〉)之类的诗句在杜集中俯拾皆是。为民请命，为民呐喊。因此王安石说他，“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感动得”愿起公死从之游“(《杜甫画像赞》)。杜甫民胞物与，己饥己溺的人道情怀，民本思想，亦非末代士林所能望其项背，也就统统抹杀。苏轼的一偏之词便不脛而走，千年风行，堂堂诗人成了匍匐在皇帝脚下的愚忠典型。费士戣的话道出了他们对大诗人巧装打扮的这份苦心，”少陵忠义之气，根于素守。虽困踬流落，而一饭未尝忘君。后之来者，傥观遗像而念其行藏，瞻斋颜而企其节义，则爱君爱国之念，油然而生，其补于政治，岂浅鲜哉。“(《漕司高斋堂记》)相传宋真宗肯定杜诗中惟“勲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两句最好，臣下兢相响应，以这两句杜诗自况，名楼，名亭，名册，名鉴者代不乏人，就是“补于政治”的具体运作。种种情况都不过说明，肯定杜甫忠君，不过肯定他思而不二，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反躬自省;不过是让大诗人做个带头羊，在潜移默化中把整个社会凝聚在天子周围。爱之者，实用之者。捧之者，实伤之者。所以说，诗是时代的反映，评也是时代的表现。

在宋人看来，尊杜可以“补于政治”，可以“开太平”，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政治方面，一是思想方面。宋代对杜诗的研究，后来也就分别从这两方面入手。

从政治方面入手，尊杜诗为“诗史”。唐人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中早就有记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这个谥号，新旧唐书都沿用了。但是，如果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种称杜诗为诗史的原因，局限于诗人自己”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偏重在诗人记事之详，而这个事，则是诗人自己乱中“流离陇蜀”的个人遭遇。所以，此言诗史者，不过是诗人用诗记下的个人简史，认识过于肤浅，正是唐人认不清自己的时代，也认不清诗人价值的反映。宋人隔岸观火，殷鉴不远，对唐政得失看得较清，对杜诗的面目也认得较清。胡宗愈就强调，“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逸，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成都草堂诗碑序》)，把杜诗记事之详的特点，发展到记世之真的高度，看法比唐人高明多了。陈巌肖又在《庚溪诗话》中进一步指出，“杜少陵子美诗，多记当时事，皆有依据，古号‘诗史’”，接触到“事”即“时事”。“诗史”即用诗的形式写的唐代历史的认识，就是这样在宋人手里完成的。以至于后来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甚至说成，“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杜诗可以补史书之不足，纠史书之谬误，不过是这个论点的具体运用。更有甚者，大臣论政，也引诗为据。王巌叟在《韓魏公别录》中就记载有韩琦反对寓兵于农，论据便有“独不见杜甫《石壕吏》之诗乎?调兵于民，其弊乃尔。”想一想唐文宗读杜诗而动游兴的事实，怎能不使人产生感慨呢?宋代统治者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从顶峰上跌落下来后的第一个喘息之机，特别致力于总结前代的统治经验，以谋长治久安之术。所以，两眼朝后，盯住历史，两修唐书，两修五代史，大修《资治通鉴》，就是证明。看重杜诗，其理一也。尊杜诗为诗史，其实就是把杜诗当成《资治通鉴》的缩写本，新旧唐书的艺术版。

从思想方面入手，则尊杜诗为“诗中六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