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法文用

“文”、“武”两字，自古以来，不论中西，都是相对之义，势同冰炭，水火不容。“文艺”和“兵法”这两组强烈对立的观念，可以相通相融，甚至于相辅相成吗?这个命题的答案，在西方的文论史上，从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找不到明显的记录。但在中国的文化、文论史上，却是思想的主流。从正统的经、史、子、集到民间的小说笔记里，都可以看到这一思路传统。这些例证，缤纷灿烂，举不胜举。把它目之为“春城何处不飞花”，也不为过。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

天地之道，一阴一阳(《易经·系辞上传》)。文武之道，一弛一张(《礼记·杂记下》)。一文一武之为道，这可以说是中国三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特色。说明这一传统的最好实例就是中国的文圣孔子任鲁国首相与强邻齐国会于夹谷时，就果决提出“文事必有武备”的策略。更在盟会之时，严肃地引用共尊的周朝礼法(而非鲁国的单行法，或“人权法”)，当场“合法”地斩杀了受命羞辱鲁君的齐国优伶。结果他不仅在外交上成功，而且“不战而屈人(齐国)之兵”，不用“新兵器”的“威慑”，就收回大片失土。精通六艺、编辑《诗经》的文圣孔子，早于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在2400年以前，就提出而且成功地实施了“军事是政治和外交的延伸”的战略。这不仅在军事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而且也是让近代的政军谋士相比之下，不免惭愧的。 文艺源于游戏，游戏起子竞生

西方文艺批评的始祖亚里士多德，以为文艺出于游戏。《物种起源》的作者达尔文，从鸟兽草木的层次去观察，发现诗人骚客笔下看似无邪的丽羽花香，竟然不出生存竞争、自然淘汰这个天演法则。但游戏是动物竞生的准备活动，距离“文以载道”或“为文艺而文艺”，都还有一大段路程。东方的教育思想家孔子，提出更进一步的目标，鼓励人们应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由此而观，文艺智术的衍生，实出自竞生战斗之余的游戏活动。所以文学创作中有兵略思想，乃是理所当然的事。只是后来文化进步，去源久远，分工愈细，文艺智术中兵略的运用，或镕或隐，后人乃多以文武截然为二，而忘了它们两兄弟其实是“其具两端，其功一体”。

宏观同异

这类情形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也有不少相似的实例。譬如科技史上天文起自哲学，物理又渊出天文，蔚成独立大系。直到近年研究宇宙起源，物理自微粒来推求宇宙本体，天文由远渺去研究物粒始源，二者分而复合。又如佛教有大、小乘之别，空、有宗之争和顿、渐悟之辩，而众想本源自一祖。文武智术之间的正反分合亦复如是。

清朝的魏源在他的《孙子集注序》里豪迈地说：“天地间无往而非兵也，无兵而非道也，无道而非情也。……羿得之以射名，秋以弈，越女以剑。”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文学”和“艺术”创作既然是和兵略、智术一般，都是人类逻辑理智和形象情感的活动，那么说“文艺创作”、智术思维和兵略的逻辑运筹及彼己心理控制有关，就当然不是穿凿附会、故弄玄虚之言。以己所是，非人所非，这是“人”受到本身立场的限制，所不易避免的结果。所以《淮南子》就有“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的比喻，感叹古今文人武士，“不见一世之间而文武代为雌雄”以至于“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时世之用”。其实从人类的智术思维来看，“文”、“武”不必相非，而实相成。中国古代兵法大家，也都认同这个看法。譬如《孙子》之前的《司马法》就说“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孙子文武全才，当然知道领军得众，致胜之要在于“告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而稍后的《尉缭子》也说“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和西方的兵学家相比，攻防“战术”上的实战考虑，彼此相近。但在文武平衡和社会和平的视野上，近代的兵学家就常因为过于专业化，而自设局限。《尉缭子》说“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可以说是从分工的效率来讲合作的效果。

反过来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兵略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创作在神思情采之外，谋篇布局，通变任势，导意动情，也多不能脱离升华抽象后的兵略艺术。1500年前刘勰在他的文学理论巨作《文心雕龙》的《程器篇》里盛赞“《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从逆向证明“文武之术，左右惟宜”的道理。这和人类“逻辑运作”与“形象思维”这两种思考方式的同异也有相近之处。“文艺”和“兵法”看似相反，但在人类思维的过程中，它们却常是互相联结和互相渗透的。

微观探解

《老子》说“道”，论“为”;孔子说“仁”，讲“学”;《孙子)说“兵”，教“战”。他们三人都说到“道”，但是《孙子》所讲的“道”跟《老子》、孔子所讲的“道”在方向上很不一样。《老子》的道，意在天地人“三才”中的“天”;孔子的道，意在“地”上的政府社稷;《孙子》的道，专注于人。《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固然是说政府对人民可以“导之以政”共度艰难，或将军可以领导士兵出生入死。但就文学艺术而言，《孙子》讲的不也就是导演、作者与观众、读者之间的导引关键和如何引起读者的兴趣及共鸣?好的作者和导演能掌握读者和观众的心理，让人跟着文章、电影的发展，为英雄的冤死而哭，为美妙的生趣而笑。这不是“令民与上同意”的下一句“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吗?

《司马法》说的“凡战之道，既作其气(文气)，因发其政(方向)，假之以色(表情)，道之以辞(言辞)。因惧(死、亡)而戒，因欲(生、存)而事……是谓战法”，讲得更细，但也说的是同一个“道”。至于《孙子》的其他的四校，“天、地、将、法”，不也就是任何文艺创作里所必须讲求的天时四季，山水风景，作者导演和文艺格式吗?

《文心·知音篇》对文情的审阅，也提出和“五校”相呼应的“六观”，要以“位体(情位文体)、置辞(修辞)、通变、奇正、事义(论证)、宫商(音律)”来见优劣。其中“通变、奇正”，更是直接借用《孙子》兵法的观念了。

至于《孙子》提出来的五项“将道”：“智、信、仁、勇、严”，也可以直接应用到作者的“文材”上。“智”就是创作的智慧;“信”就是材料的可信度和争取读者的信任;“仁”是要培养和具备对人类的关怀，或是“笔端常带感情”;“勇”和武士的勇更为类似，从勇于创新突破传统，勇于负起文责，到勇于“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严”是自律，写作有系统、有组织。“文法”、“文材”和“兵法”、“将道”真是太相似了!

如果说兵法的目的是胜敌“立功”，而修身胜已是“立德”，那么赢取读者就是“立言”了。中国传统“三达德”的奋斗，竟然也离不开兵法原则的应用!

《文心雕龙》里的兵略思想e

自《孙子兵法》竹简传世以来，最有系统“引兵入文”的就是 1500年以前，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刘勰祖籍东莞莒地，略属于现在的山东日照。战国时代齐国的田单以莒与即墨为齐国的最后据点来抗拒燕国覆灭齐国。燕国的名将乐毅留巡齐城五年，竟不能下。后来田单运用兵略智术，弄鬼神，用五间，以火牛阵大破骑劫，一月之内复齐七十余城，遂使莒地一举而成历史上战事名城。七百年来乡里父老想必津传乐道，相信对幼年的刘勰，必曾激起战斗幻想的火花和对军事兵略的憧憬。

更有甚者，《孙子兵法》作者——孙武的父亲田书，于公元前 523年因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封邑乐安。后来孙武因司马穰苴之死从齐南奔吴国，和刘勰祖先也是自山东投奔南朝相似。这段历史渊源，对祖籍莒地的刘勰，肯定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刘勰娴熟兵法，他在一生事业三大关头，都以过人的机智和勇气，果决过关。其中乔装改扮卖货的小贩，鬻货进书一事，诡谲绝伦，完全是兵法运用的上乘智术，千载之下，犹令人拍案称绝。《孙子兵法》里最核心而关键的“诡”字在《文心》中，也与“谲”字共有二十余次高频的使用率。刘勰在《文心》中使用了大量的军事术语来表述他的文艺理论，诸如：奇正、通变、谋、势、诡谲、首尾、要害等等，几乎到了“春城无处不飞花”的地步。兹略举简例如下。

道和“兵形象水”

《孙子·虚实篇》里踵《老子》之道，亦曰“兵形象水”，在《行军篇》里又说“令素行以教其民”，在《九变篇》里也讲“告之以文，齐之以武”。应用《孙子兵法》，把读者导引到作者所安排的情境，这是武道文用。刘勰在《书记篇》里说“管仲下令如流水，使民从也”，则是政道、武道、文道，三道源于一道了。成功的作者可以用同样的兵略“垂帷制胜”(《神思篇》)和“制胜文苑”(《总术篇》)。写文章“出奇制胜”也本源出兵法。了解这个源流，就知道诗圣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略源出兵略，就兵家而言，实无足大惊小怪。这只是再次证明“天下之道莫非兵也”。

攻守

懂得教民以战(孔子)，用兵携手若使一人(孙子)，其后才能讲攻守。《文心·论说篇》里讲“迹坚求通，钩深取极”，是说攻，是讲“破敌”之论和打攻坚战(詹瑛注解)。吴兴弼评苏洵《明论》，说“虽未免挟数用术之说，然理亦如此。兵法攻坚瑕亦然”。“义贵圆通，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是说守，是讲如何“立己”之说。刘勰在此篇极明显地引用《孙子兵法·虚实篇》“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这种基本的攻守原则，就连讲《逍遥游》的庄子，也曾把它用在《齐物论》里讲解言辩攻守之道：“与接为构，日以心斗……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此外，《文心·铭箴》解“箴”，也用攻防军事术语：“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文心·论说篇》里又说：“烦情入机，动言中物，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这是《易经·师卦》里说兵师的运用要能“行险而顺”。刘勰在“神灭论”大论战中没有积极参战去勉强立论，而在梁武帝以菜蔬代替牺牲祭祀七庙的次年，紧接奏请二郊当与七庙同用蔬果。他真的是懂得用兵攻守之道，达到他自己在《论说篇》中标赞的“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这是人如其文，文如其人，而复能知行合一的明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