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海经》作者，论者的分歧很大。何观洲主张邹衍县《山海经》的作者(《〈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载《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顾颉刚等主张非一人之所作，作者为秦人(如顾颉刚《禹贡全文注释》：“《禹贡》作者的籍贯同《山经》作者一样，可能是秦国人。”)袁珂等主张《山海经》作者为楚人或楚地人(如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吕子方、蒙文通等认为有巴蜀人的手笔(如吕子方《山海经杂记》等)。另外，卫聚贤主张“战国中年”的“楚以南人所著”，并进而推演为墨子弟子随巢子写定;李行之认为《山海经》作者是楚国南部一位少数民族士人，其籍贯之地望为今湖南省常宁县(《〈山海经〉作者考》，《求索》1989年第6期);还有人主张《山海经》有北方齐国、燕国人的手笔。
讨论《山海经》成书时代的论文很多，主要有何定生《〈山海经〉成书时代》(《语历所周刊》第2卷第20期，1928年)、陆侃如《论〈山海经〉著作年代》(《新月》第1卷第5期，1928年)、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翁银陶《〈山海经〉作于楚怀王末年考》(《求索》1987年第5期)。通过论讨，大多数学者认定的《山海经》成书时间在东周至汉代之间。不过，也有人认为“本书成书年代可上溯至夏商。”有的认为“《山海经》的相对年代以儒家所说尧舜时期较为准确，即夏代建立以前，约在公元前21世纪”(注：段瑜：《中国〈山海经〉讨论会争议的问题》，《新华文摘》1985年第4期。)。
《山海经》地理范围的讨论十分活跃，众说迭起且相差惊人。大致说来，本世纪发表的论点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传统的华夏说，二是局部小区说，三是世界圈说。
传统的华夏说认为，《五藏山经》的地理范围，“从所提到的山名来看，东边达到东海之滨的会稽山，西边提到了新疆的天山;从所描述的地理环境来看，北边似乎越过了蒙古高原，到了西伯利亚，南边似乎到了江南”(注：赫维人：《浅谈〈五藏山经〉》，《云南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海经》描述的地理范围则可远及朝鲜、日本、中南半岛和阿富汗、俄罗斯等邻国。持传统观点的学者对《山海经》的地理内容作了详细的考订，如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卫挺生《南山经地理考释》等五篇(载《东方杂志》1969年至1973年)等就是如此。
有些学者认为《山海经》描述的地域范围很小，只及中国境内某一局部地域。何幼琦《海经新探》(《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认为《海经》的山川疆域只在今山东省中南部以泰山为中心的地域。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一书认为，《山海经》记述的是云南西部东经101度以西，北纬23度以北纵谷地区的地理，书中的古昆仑山即今云南纳溪河和毗雄河——苴力河以西、云县县城以北、高黎贡山以东、金沙江以南横断山脉地区。作者还利用地图比例，换算出《山海经》里距为今日华里的3.4%左右(注：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和局部小区说相反，有些学者认为《山海经》描述的地理事物远及非洲、欧洲、大洋洲和美洲，不少国外学者也持这一观点。
国人《山海经》地理范围世界圈说可能发端于梁启超、苏雪林的中亚西亚说，本世纪70年代一些国外学者认定《山海经》某些部分相当准确地描写了北美大陆，以及近年来在南美洲等地发现中华古文化遗物从而推论中国人最早到达美洲，这些事实支持并推动了世界圈说的提出。
梁启超很早就曾提出“此经盖我族在中亚细亚时相传之神话，至战国秦汉间始写以华言”(注：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佛教与中国文学》，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版。)。苏雪林认为《山海经》所述海内外的海实际指黑海、里海、阿拉伯海、印度海、地中海，《山海经》“是两河流域的地理书”，在战国时由波斯学者携来中国(注：《屈原与〈九歌〉》，《屈原评传》1978年版第107页。)。国外有的学者也主张世界圈说，如法国学者维宁认为《海外东经》、《大荒东经》所写“好象都是围绕着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地区，但没有计算里程”，“第四卷《东山经》的记述与北美洲、中美洲及墨西哥湾地区有关，有明确里数”(注：《无名的哥伦布或慧深与阿富汗族之佛教团于五世纪发见美洲之证据》。)。为世界圈说注入活力的还有考古发现。近几年，在美洲发现了反映轩辕氏的虎皮画和殷商文化遗迹乃至写有汉字的实物。
《山海经》地理范围世界圈说推出了不少论著。宫玉海《谈谈如何揭开〈山海经〉奥秘》(《长白论坛》1994年第3期)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作，该文对《山海经》一些地名作了阐释，地域涉及今欧洲、非洲、大洋洲、美洲等地。该文还认为，“整个世界只有一个大陆时，就是《海内经》时代”。此外，胡远鹏《〈山海经〉揭开中国及世界文化之谜》(《淮阴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朱兆明《〈山海经〉和中华文化圈》(《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等文也表达了与宫文相同的观点。焦国标《〈山海经〉空间之谜解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一文为《山海经》蕴涵的国外地理信息作出解释，认为《山海经》是“我们民族自其初始至书成所有时代中保留于记忆里的经历(历史、地理、闻见、见解等)的残存者，漫长时代中繁复的经历代代相传至《山海经》成书时的‘记忆’，必然有久远和错杂两大特点”，该文认为《山海经》中的包括地理事物在内的“记忆”材料是先民东迁时带来的。
三
除了上述《山海经》性质、篇目、作者和成书时代、《山海经》的地理范围等传统论题外，本世纪《山海经》全方位研究还涉及到天文学、气象学、气候学、历学、医药学、生物学、古人类学、考古学乃至音乐学等方面的新论题。
1905年，刘光汉在《〈山海经〉不可疑》(《国粹学报》第1卷第10期)一文中就指出此书的科学性。30年代，学者已开始探讨《山海经》的科学价值。何观洲《〈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6月)、郑德坤(《〈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书后》(《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6月)等文涉及了《山海经》一书某些科学解释问题，钟敬文《〈山海经〉的医药学》则是从医药学角度探讨《山海经》科学价值的论文。到了60年代，又有张贻侠《〈山海经〉——世界上最古老的矿产地质文献》(《光明日报》1961年3月29日)和伊藜清司《〈山海经〉与铁》(《社会经济史的诸问题》，《森嘉兵卫教授退官纪念论文集》1969年6月)等论文发表。
80年代以后，探讨《山海经》科学价值的论文题材逐渐广阔，学者的注意力已涉及到天文学、气象学、气候学、历学、生物学、古人类学、考古学、音乐学等各个方面。孙培良《〈山海经〉拾证》(《文史集林》1985年第4期)、尚志钧《〈山海经〉荣草释》(《中华文史论丛》第15辑，1980年3月)、盖山林《阴山岩画与〈山海经〉》(《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全祖孟《〈山海经〉中的浑天说》(《历史地理》第8辑，1990年)、陈国生、黄荫歧《〈五藏山经〉记载的植物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刘恭德《试论〈山海经〉与远古气候史关系的若干问题》(《大自然探索》1993年第4期)、谢因《〈山海经〉与现代科学》(《读书》1981年第8期)、吉联杭《〈山海经〉远古音乐材料初探》(《中国音乐》1981年第2期)、王守春《〈山海经〉与古代新疆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等是这一类论文的代表。
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长达10余万言，堪称《山海经》全方位研究论著，该著除了讨论传统论题以外，还探讨了一些新论题。吕氏的新论点涉及到《山海经》按南西北东的顺序与距今三、四千年前北斗星类似顺时针方向旋转有关，日月运行二十八宿与岁星(行星，一般指木星)运行，太阳黑子及假日，季风的认识，日出日落云霓以及反影的观测，流星与雷暴等异常天象，测天量地，极光和极昼极夜等等。
全方位研究对于破译《山海经》并认识此书的科学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羿(尧)射十日可解释为当时世界性温热气候和局部地区的干旱给人们带来的灾害，以及偶然出现的空气中晶体反射显示的太阳幻影产生的多日假象，在原始人头脑中产生的强烈印象所逐步形成的神话;大量人兽禽鱼组合的怪兽奇禽和神异功能通过考古资料——如史前人岩画等的分析可以解释为上古狩猎先民动物崇拜之衍化，等等。
20世纪《山海经》全方位研究累累硕果为古籍整理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尽管目前《山海经》研究在某些论题上学者的认识还不一致，但是可以断言，随着各学科不断发展和《山海经》研究的逐渐深入，这部旷古奇书的全部“破译”之日一定到来。
下一篇：有关陶渊明与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