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汉代学者的评价意见，似乎主要着眼于屈原的人格品质，但是，按照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关于作家人格与作品风格内在统一的普遍观点，实际上也很自然地包含着他的诗歌风格，涉及到对其“发愤抒情”诗学精神的整体探讨。总起来说，刘安、司马迁、王逸等人的高度评价，显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个别诗人的具体作品，它已经上升到关于诗歌艺术的基本原则的体认和创作主张的阐发，从而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国诗学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孔子的“(诗)可以怨”，到屈原的“发愤抒情”，以及由此开辟的关注社会生活、标举人生理想、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中国诗学传统，正是具有“实用理性”特征的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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