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创立儒学，主要提出两个重于同样一件事，在不同时代人们引述的“子曰”中，却往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例如，对于尧舜禅让，在战国初年由孔门弟子编定的《论语》中，只有“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论语·尧曰》)的客观叙述，以及“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论语·泰伯》)的一般肯定。而生活于战国中前期禅让思潮背景下的子思却称，“子言之曰：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非虞帝其孰能为此乎?”(《礼记·表记》)以“子曰”的形式对实行禅让的虞帝舜给予高度评价。而到了燕王哙让国失败，禅让思潮转入低潮之时，孟子引述的“子曰”却是另一种情况：“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上》)在子思那里被推崇、肯定的禅让，到了孟子这里，却与世袭“其义一也”。而这种判断、评价的变化，显然只能从孔子、子思、孟子所处的不同历史环境中去寻找答案。又比如，对于谏诤的态度，《论语》记载的是：“子曰：事父母几谏，谏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强调的是“敬不违”。到了成于乐正子春弟子之手的《孝经》那里，其记载的却是：“子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谏诤章》)突出的是“不可不争”。在《荀子》那里，对“争”则做了进一步强调：“孔子曰：……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子道》)所以战国时期，不仅孔、墨显学“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孔子之后，孔门后学也俱言“子曰”，而主张不同。这样，“子曰”便不仅仅是在记录，同时也是在诠释、创造，“子曰”的不断出现、形成也就是儒学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故在我看来，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是只可以作为一个思想史的命题来看待的，即人们对历史事实的回忆、记录、认识和描述往往因观点、立场的不同而不同，历史事实的“意义”和“价值”是层累地造成的，这即是孔、墨“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以及孔门后学俱言“子曰”，而主张不同的原因所在。疑古派由这种记录、描述的不同，转而怀疑事实本身的“有无”(如尧舜禅让是否存在)，这可以说是导致其片面“疑古”，并最终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原因所在。而“正古派”根据近些年来地下出土文献及对古史学内容的有限证明(主要限于古籍的成书年代)，转而推论古史学所记录的内容“基本上是可靠的”，先秦两汉典籍中多数的“子曰”都是孔子的言论，同样也失之片面。

其实，“子曰”的问题之所以复杂并引起人们的争论，就在于它具有一种权威的地位，当人们提出一种主张、观点时，往往会将其附会到“子曰”之上，所以在孔门后学中，借用“子曰”以表达其思想主张已成为较为普遍的做法。一种是直接假托孔子的言论，如《孝经》内容为孔子与弟子曾子的问答，但据学者研究，其对孝的理解与孔子有较大差别，实际应成书于乐正子春弟子之手，[21]反映了乐正子春一派对孝的理解和看法。又如《礼记》中《礼运》一篇，为孔子与弟子子游的问答，但其对“大同”、“小康”的区分，以及感叹“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实际反映的是燕王哙让国失败后，战国中前期的禅让思潮走向低潮之时，一部分儒者的思想和看法。[22]另一种是自称传闻于孔子。如《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主要记载了乐正子春关于孝的思想，但该文中乐正子春称，“吾闻之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之不敢忘也。’”认为自己关于孝的论述是闻之于曾子，而曾子又是闻之于孔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具体语言环境发生变化，引述“子曰”的内涵也发生变化。如《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孔子即使肯定“为此诗者，其知道乎”，也一定不是指性善而言，而这里却被用来论证性善。这些都说明先秦两汉典籍中引述的“子曰”，虽然并非与孔子全无干系，但确实包含了引述者的创造、发挥、诠释、理解，已属于儒学思想发展的内容。

这一点在那些喜欢引用“子曰”的人们中间，可能已并非什么秘密，故对“子曰”的分析、判定、鉴别，在孔门后学那里很早便已开始。据《孟子·万章上》，“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儒家重视君臣父子之序，同时又主张“尚贤”，这样，“盛德之士”与君主、父母如何相处，便成为需要讨论的问题。《孟子》的上述内容也见于其他典籍，《墨子·非儒》：“孔某与其门弟子闲坐，曰：‘夫舜见瞽叟蹴然，此时天下圾乎!’”《韩非子·忠孝》：“记曰：舜见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当是时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可见，“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已成为当时一种较为流行的“子曰”，但孟子经过分析，则斥之为“齐东野人之语也”。又据《荀子·儒效》，“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应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负扆而坐，诸侯趋走堂下，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孰谓周公俭哉!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曰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四海之内莫不变心易虑以化顺之，故外阖不闭，跨天下而无蕲，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戒矣哉。’”周公“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与儒家的道德标准完全一致，说孔子有这样的言论并非没有可能，而荀子则通过分析周公代成王摄政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荀子的结论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但他不停留于“子曰”的外在形式，而是将“子曰”的内容放置于其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中来进行解释、判断、分析，荀子的这种“释古”较之于那些非“信”即“疑”的简单做法显然更为合理，也更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所以对于典籍以及出土文献中的“子曰”，与其急于将其归于孔子，以放大孔子的思想，塑造新的孔子形象，不如通过“释”——具体的解释、分析，以区分众多“子曰”的真正归属，并在“子曰”的形式下探求儒学思想的发展演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①] 邢文：《楚简〈缁衣〉与先秦礼学——孔子礼学的再考察》，载《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下册第1784页;又见《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页。[②] 孙希旦：《礼记集解》下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97页。

[③] 胡玉缙：《辑子思子佚文考证》，《许庼学林》卷六，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4页。

[④]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十三(1924)年版，第101页。

[⑤] 参见拙文：《郭店楚简与〈中庸〉公案》，《台大历史学报》第25期，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