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右边的“D”上面是简省的声旁“辛”，下面又再从“水”，可以看作义符累增，犹“州”之作“洲”、“然”之作“燃”，所以是“浅”字的另一个异体。刘钊先生认为楚简的“D”都是“辛”的变体，而《五行》两个“浅”中的“D”写法不同是因为辛字“所从的一竖笔两侧向上的斜笔因笔画割裂的原因个别的变成了点”。我们不同意其它字中的“D”也是“辛”的说法，理由已见前文。至于《五行》“浅”字的“D”也不等于“辛”，而是上“辛”下“水”，所谓“笔画割裂”比较勉强，因为从楚简其它“D”字可以看出，“

”形就相当于“辛”形(不一定都是“qian”字)，是独立的部分，跟它下面的形体不是连着的整体。如果“浅”字右边的“D”真是“辛”字“两侧向上斜笔”的割裂，那就应该像“X1”“X2”及“

”中的“辛”那样，在割裂的四竖点之上与两横点之下不应该有一横，这一横本来就是“X1”或“X2”形下面两侧向上斜笔及其竖画的省并，所以不可能再出现割裂的四点。而且，如果所有的“D”都是“辛”的变体，为什么其它字的“D”都没有“笔画割裂”，而偏偏“浅”字的两个“D”都同样地被“割裂”了?这种整齐的形体分布，除了来源不同外，没有别的更好的解释。许学仁先生也“颇疑其构形，从‘水’‘

’声”，并注引刘信芳“亦考订郭店《五行》46之‘

’字，应是以‘

’为基本声符”，但不知他们把右下部的“水”形是像刘钊先生一样当作“辛”的一部分，还是跟我一样看成累增的“水”旁。不过这个累增的“水”旁也可能是对“辛”字下部竖画及其斜笔的有意识改造，但既已改造成“水”，就跟上部分离成了两个构件，不能再把“水”看作“辛”的一部分，更不能把它跟“言+D”等字中的“D”认同为一。

 

(三)相当于“竊”字意义的那几个字中的“D”应该来源于“業”。

许学仁先生也是持这种意见的，他说：“郭店竹简《语丛四》中‘竊’字从攴業声，当隶定为‘業+攴’，古音‘竊’声在月部，‘業’声在怗部，‘竊’、‘業’月怗旁转，因得相假。”“怗”部也叫“葉”部或“盍”部，在各家的音系里都跟月部是旁转关系。后代读音跟“竊”相同的“怯”古音也是属葉部的，“業”字的繁形有增“去”为声符的，如《秦公簋》作“

”，其实《中山王壶》的“

”也可以看作从“去”得声，只是“大”为“業”和“去”的共享形体。可见“去”应该有接近“業”的读音，因而“業”“竊”“怯”古音都是相近的。就字形来说，“業”本像古代悬挂钟或磬的架子两端的柱子，上面是防止横梁滑落的短柱，下面是支架。木制的支架形也像“木”字的形状，所以“業”的下部原本作“木”形(如《郾王职剑》)，也可以作“大”形(如《中山王壶》)或交叉形(如《晋公奠+皿》)，“大”形又讹作“火”形(如《说文》“業”字古文)和“矢”形(如包山楚简“異”字下部或作大或作矢，故“

”字所从的“業”下部也作矢形)。“業”字下部的这种变化有一个很好的类比材料，那就是“樂”，“樂”字下部也是像乐器的支架形，而写法也有作“木”、作“大”、作“矢”、作“火”的，可见把“

”中的“D”认同为“業”，在形体演变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如此，第3组的“

”字就应该是从“攴”“業”声的字，这个字是否就是“竊”的异体还不敢肯定，但第4组包山楚简中从“米”“

”声的字应该就是“竊”的异体，因为“竊”原本也是从“米”的，而“

”如果另有本义的话，则属于声旁字的借用。这两组四个相当于“竊”的字样，其中的“D”下面都作“矢”形，跟第2组相当于“浅”的字和第5组相当于“察”义的字形体上造成整齐分布，说明它们来源不同。至于《包山楚简》157号简的“

”，其“D”旁下面也作“矢”，那可以理解为偶然同形，因为它们都是由“大”形变来的，但“大”形的功能并不一样，所以不能据此将所有从“言”从“D”的字都看作从“業”得声，因为“業”的构形是无法演变出“言+D”的“D”所包含的“又”“廾”“人”“刀”等部件来的。

 

(四)“言+D”中的“D”应该来源于“僕”，是“僕”的省变体。

汉字中有“樸”等许多从“菐”(pu)得声的字，《说文解字》认为“僕”也是“从菐，菐亦声”，那“菐”是什么字呢，却没有人说清楚。许慎说：“菐，渎菐也，从丵从廾，廾亦声。”徐铉注：“渎，读为烦渎之渎。一本注云：丵，众多也。两手奉之，是烦渎也。”段玉裁注：“渎菐，叠韵字。渎，烦渎也。菐，如《孟子》书之‘僕僕’，赵云‘烦猥貌’。”这样的分析形义很难吻合，而且事实上文献中至今并未发现这个意义的“菐”或“渎菐”，可见许慎等人的说法是靠不住的。金文中确曾出现过“从丵从廾”的字，如《伯晨鼎》、《多友鼎》、《王臣簋》等，但都用为“對”，可能是“對”的省变体，也可能是另一字借用为“對”，但都与“菐”无关。那么，这个常作偏旁而读“pu”音的“菐”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认为实际上就是“僕”字之省，按许慎的分析方法可以叫作“僕省声”，而“僕”字本身并非形声字。甲骨文“僕”作“

”形(参《古文字字形表》99页)，“象身附尾饰，手捧粪箕以执贱役之人。金文字形渐变从‘人’，与小篆接近。”(《甲骨金文字典》204页)其实不只尾饰，还有“辛”形的头饰。后来省掉粪箕，把表示秽物的几点移到“辛”上(“辛”上的几个点画也可以看作饰笔)，象形的人换用义符“人”移到左边，捧箕的双手变从“廾”，于是就成了金文中接近篆体的“

”(参《金文编》158页)。当然这只是基本形体，还有许多变体，都是可以看出演变线索的(如《散氏盘》的“

”字，“菐”下就是人身及饰尾的变形)。楚文字的“僕”(见第10组)另加“臣”作义符，而原来的繁化的“辛”形都省作“

”或“

”，“廾”也省换成“又”，于是就有了从“臣”“僕”声的“

”。出于布局的美观和书写的便利，从“臣”的“僕”往往进一步简化掉“僕”字右下部的“又”(有时用“二”作省简符号代替)，并把“臣”字放在右下，于是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