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来考察白居易的情况,请看以下例子:
矧兄遇疾于路,路无药石;归全于家,家无金帛。环堵之室,不容客;稚齿之子,未知哀戚。(《祭符离六兄文》)
其四旁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炉峰雪,阴晴显晦,昏旦含吐,千变万状,不可殚记。(《草堂记》)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养竹记》)
呜呼微之,始以诗交,终以诗决。弦笔两绝,其今日乎?呜呼微之,三界之间,孰不生死?四海之内,谁无交朋?然以我尔之身,为终天之别。既往者已矣,未死者如何?(《祭元微之文》)
这些段落都是用浅显的骈句来铺陈,句式整齐,极少用典,一、三两例甚至还采用了类似于民间歌谣中顶针的修辞手法。在白居易的散文中,经常出现大段大段的骈句。以上四例,从写作手段来看,分别是叙事、写景、议论和抒情。从时间跨度来看,第一篇写于贞元年间,中间两篇写于元和年间,最后一篇写于大和年间,分别是白居易早、中、晚年的作品。可见这种文风贯穿白居易一生,体现在他的创作整体中。《旧唐书》评论白居易云:“文笔富艳,尤精于诗笔”,(注:《旧唐书·白居易传》,中华书局点校本。)拈出富艳二字来形容白居易的风格,是非常准确的。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元稹的创作中。《诲侄书》虽是主要以散体写成,但其中穿插了许多骈句,如“吾窃见吾兄,自二十年来,以下士之禄,持窘绝之家,其间半是乞丐羁游,以相给足”,“及今思之,上不能及乌鸟之报复,下不能减亲戚之饥寒”,“吾自为御史来,效职无避祸之心,临事有致命之志”等等。这些骈句非常简单,句意显豁,用典极少也极平常,穿插在散体中形成富艳的效果。
从以上所举的骈句,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元白文的平易特征。实际上,平易是元白文的整体风格,尤其表现在构思和用字方面。从构思方面来看,元白文立意浅显明白,结构清楚简单。如白居易的《草堂记》先以草堂为中心,写经营草堂的经过和草堂生活的舒适,然后推扩到草堂周围的美景,最后发表适意知足的人生感慨。又如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先回顾自己创作经历,然后叙述编纂诗集的原因,最后说明编纂去取的原则。这种构思有自然平易的优点,但有时不免显得比较平弱。这与韩愈古文的特点正好相反。韩愈古文通过倒插、铺垫、转折等安排,显得构思新警,虽然有时不免费解、做作,但读者在阅读时的确能体会到那种“如赤手捕长蛇”(注:孙樵《与王霖秀才书》,《孙樵集》卷二,四部丛刊本。)般因险见能的审美愉悦。从用字来看,韩愈古文有时因喜欢用奇字重字而流于怪僻晦涩(注:详细的分析见《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和他的文学好尚》。),而元白文则避免了这种弊病,所用的字词都是十分常见的,有时甚至是非常通俗的,如白居易《祭李侍郎文》“大开口笑,满酌酒吃”,元稹《永福寺石壁法华经记》“僧之徒误以予为名声人,相与日夜攻刺史白,乞予文”等句中的吃、名声人等。
以上讨论的都是比较私人化的文章,涉及的题材都不是那种重大严肃的社会题材,这些文章表现出的依然是那种富艳浅易的文风,这说明元白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这种文风是他们创作个性的真实体现。对于自己的这种文风,元白自身也有所体会,白居易《和答诗叙》云:“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指元稹)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语,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理太周则词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足下来序果有词犯文繁之说”,富艳正是文繁的表现之一。总之,元白的散文受骈文的影响非常深,是当时流行文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元白文历史地位的变迁
元白的散文当时非常显赫,一些重要文章如制诰、策论、判、律赋等都是士子们竞相模仿的对象,引领一时的风气,是文坛上重要的领袖人物。但也有人对他们颇有微辞。韩愈与元白同时,元白对韩愈都非常尊敬,但韩愈对元白散文的巨大影响却不置一词。韩愈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尤其鄙薄科场文体,他说:“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或出礼部所试赋诗策等以相示,仆以为可无学而能,……闻吏部有博学弘辞选者,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术,或出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私怪其故,然犹乐其名,因又诣州府求举,凡二试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书,虽不得仕,人或谓之能焉。推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之词,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注:《答崔立之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而元白正是以科场文章出名,他们的策赋判等都是当时士子们模仿的范本。虽然韩愈写此文时元白尚未成名,但他对元白散文的态度就由此可知。高彦休《唐阙史》卷上载:“裴度再修福先佛寺,危楼飞阁,琼砌璇题,就有日矣。将致书于秘监白乐天,请为刻珉之词。值正郎(皇甫shí@①)在坐,忽发怒曰:近舍某而远征白,信获yǐ@②于门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谓瑶琴宝瑟而比桑间濮上之音也。然何门不可以曳长裾,某自此请长揖而退。座客旁观,靡不股栗,公婉辞敬谢之。”(注:高彦休《唐阙史》卷上,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皇甫shí@①是韩愈的弟子,他的态度反映了当时古文一派对元白文的态度。
但是古文运动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他们对元白文的不满并没有改变人们对元白文的追慕,无法消除元白文的影响。因此,五代时修撰的《旧唐书》仍对元白推崇无比,极尽赞扬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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