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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白文历史评价的变迁之浅论

文学接受史上经常有这样的现象，某些作品在它的那个时代曾经风行一时，洛阳纸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光环逐渐褪色，它就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不再是万众瞩目的中心，乃至淹没无闻。研究这些作品，可以拂去历史的尘埃，让它重新放射光芒，展现自身价值，丰富文学遗产的宝藏。而研究这些作品在历史长河中的浮沉显晦，则能够觇知文学风气的变化，深化对文学史的理解，进而获得某些认识方法上的启示。元白的散文曾经光彩夺目，而终归黯然失色，在历史上的地位经历了大幅度的跌落，正是我们分析这类接受史现象的极好个案。

一　元白文略说

元稹、白居易文章有些是纯粹的骈文，有些则是在散体中包含许多浅显明白的骈句，形成富艳浅易的风格特征，与当时的流行文风比较接近，在当时享有盛誉。(注：关于唐代流行文风，请参考王运熙先生《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和他的文学好尚》，收入《王运熙自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诗赋、策论和判是唐代科举考试采用的主要文体，也是流行文风的重要领域。这四种文体元白都非常擅长，元白诗的富艳平易已是众所周知，不必讨论。元白的律赋也非常富艳，李调元《赋话》：“唐时律赋，字有定限，鲜有过四百者，驰骋才情，不拘绳尺，亦惟元白为然。”(注：李调元《赋话》卷四，乾隆刻本。)《唐摭言》卷三：“乐天时年二十七，省试《性习相近远赋》、《玉水记方流诗》，携之谒李凉公逢吉。公时为校书郎，于时将他适，白遽造之，逢吉行携行看，初不以为意;及览赋头曰……，逢吉大奇之，遂写二十余本，其日，十七本都出。”(注：王定保《唐摭言》卷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元稹当年应制科为第一，他的策论被《旧唐书》认为堪与王维、杜甫的诗歌相提并论，是唐代文苑的代表作(注：《旧唐书·文苑传序》，中华书局点校本。)。《唐文归》认为元稹的对策远在张说之上，在整个唐代都是首屈一指的杰作(注：朱东观《唐文归》卷十八，古香斋刻本。)。白居易与元稹同年应制科，入乙等。《新唐书·艺文四》有《元和制策》三卷，就是专收元稹、白居易、独孤郁三人的对策，可见元白的对策在当时很有影响。判文是唐代的一种重要应用性文体。唐代士子经过礼部考试，取得做官的资格，然后还要通过吏部的考查，方能授予官职。吏部考查的主要项目是身(长相风度)、言(语言表达)、书(书法)、判，其中判最为重要。(注：关于唐代判文的情况，参见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七章《唐代判文》，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白居易的判文在唐代最负盛名，据白居易自己称：“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注：《与元九书》，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四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元稹也说：“明年，(白居易)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赋，及百道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注：《白氏长庆集序》、《元稹集》卷五十一。)制诰由于其代言的特殊性质，在唐代非常受重视。元白都曾任翰林学士，掌制诰。元和末，二人一起对制诰的写作进行改革，提倡自然流畅内容充实的风格，但并没有改变用骈体写作的惯例，相反，他们有的制诰还是非常精致的骈文，如元稹《许刘总出家制》，就被收入挑选非常严格的《唐宋文举要》乙编(注：参见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乙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元白的制诰当时影响很大，白居易编成《白朴》，专门传授制诰作法，人们“求访宝重，过于《六典》”(注：元稹《酬乐天余思未尽加为六韵》，《元稹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策、判、制诰都是唐代非常重要的文体，也是那种富艳浅易的流行文风的主要载体，判要求用骈体来写作，制诰自魏晋以来就经过骈化，主要也是用骈体来写作，策论是为了考查考生对政治问题的认识能力，但长期以来受时代写作风气的影响，考生在文字表述时，为了增强表达效果，经常插入大段的骈句。元白在这些领域享有盛誉，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这类文章有大量浅显的骈句，或者干脆就是骈文，与时下流行文风相吻合，本身就构成流行文风的一部分。

如果说策、判、制诰都是公文，元白在写作时必须遵守当时的规则，他们这类文章表现出的富艳浅易的风格还有可能是出于对惯例的尊重，是一种被动的表现，那么他们另外一些较为私人化，因而也更能体现写作个性的文章就能够充分地说明这种文风是否出于他们自觉自愿的选择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