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厚重的古典文论，已摆在我们面前，置之不理是不可能，否则是浪费文化资源，也显后人的无奈与无知。因而我们仍然要研究、探讨、剖析它，以至发现某些新鲜的东西，为今天所用。这就涉及到如何研究采用什么方法的问题。若果我们停留在翻译、训诂之上，那可能相当于用现代的普通话说古人的话，就没没有多大意义了。自从引进西方现代文论之后，文艺理论界多书学者终于顿悟到它们不符合“国情”。当然，借鉴外来是非常必要的，但照本宣科却是徒劳的，研究不出什么东西来。毕竟离开泥土的根本，就没有特色可言了。童庆炳先生提出“古今对话”的研究策略，包括三个方面的原则：历史优先原则、对话原则、自洽原则。最终达到“在对话中，古代文论中有价值的部分显露出来，现代人的思想艺术追求的合理性也充分表现出来，在这基础上，也许我们可能在经过长期的共同的努力之后，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现代文论新形态。”(1996《文艺争鸣》第4期)这样可能会回到本质的研究上来，恕不多言。

我想说这样一个方法，那就是“比例放大”原则。即我们以放大镜的思维把古典文论放大，扩大它的内涵与外延，更方便于观察、比附、精选、深入本质的思考。这样既能看清其粗枝大叶，又能看清夹在丛中的珍珠，说不定“她在丛中笑”呢。举个简单例子：陆机《文赋》中的“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如果仅从表面做翻译显得不知所云，一“放大”就知道有见地的作者在那时早已把“化虚为实”的作文方法，提到很高程度来要求了。作文既然能虚实相生，那文学批评该怎样看待这一“化虚为实”呢?这就涉及生活原形和艺术加工的问题，批评家不能因为生活没有这回事而猛批作家，而作家也不能因为有这“化需为实”做挡箭牌而脱离生活，闭门造文。当然，“比例放大”原则也许是幼稚的，但本着发扬文化遗产的精神，探求文化遗产的精髓，任何蹩脚的方法只要有可行的机率，都不妨一试，说不定会有“柳岸花明”的惊喜。

我们在期待研究古文论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也孜孜以求，用我们的大脑和双手，尽我们能力去探求、挖掘，浇灌这片古典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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