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虞之道》“孝之杀，爱天下之民”的思想在儒学史上虽然罕见，但也并非空谷绝响，在传世文献中与其相近的有《礼运》一文，这篇同样产生于禅让背景下的作品将人类社会做了“大同”与“小康”的区分，认为禅让传贤的大同之世，“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而世袭传子的小康社会，“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一定程度上将“亲其亲”与“泛爱众”对立起来，这与《唐虞之道》的思想倾向无疑是一致的。《礼运》的内容以前曾遭到一些学者的怀疑，认为是来自墨家的兼爱思想，其实它与《唐虞之道》一样，可能与其重视禅让以及其所处的时代有关，而不一定要归于墨家。郭店竹简《唐虞之道》说：“尚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兴效而化乎道。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第20—21简)认为只有实行禅让，才能使民“化于道”，达到天下大治，与《礼运》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唐虞之道》为儒家著作，说明儒家确有重视禅让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形成，虽不排除与墨家的相互借鉴、影响，但它主要还是属于儒家，是儒家某一历史时期思想的反映。

由于公元前316年燕王哙“让国”失败，儒家学者暂时放弃了禅让的理想，在政治实践上则采取了更为务实的做法，不再简单地将禅让、尊贤看作解决社会矛盾的灵丹妙药，而是对现实宗法秩序有了更多的肯定(如《孟子·告子下》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与竹简“唐虞之道，禅而不传”的观点正好相反)，这样《唐虞之道》“孝之杀，爱天下之民”这一充满理想精神的思想便逐渐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直到郭店竹简出土，才被人们重新认识、发现。

[1]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三联书店1999年;王博：《论郭店楚墓竹简中的“方”字》，《简帛思想文献论集》，台湾古籍出版社2001年，276～277页。

[2] 陈伟：《郭店竹简别释》，《江汉考古》1998年第4期。

[3] 参见拙文：《战国时期的禅让思潮与“大同”、“小康”说——兼论〈礼运〉的作者与年代》，《中国儒学》第1辑，2005年。

[4]《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5、183页。

[5] 学者一般将“利天下而弗利”理解为“利天下而弗(自)利”，但这里的“自”显然也包含其家庭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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