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一代，勤求古书。民间藏匿的书，都跑到皇帝的内府——中秘去了。刘歆编校中秘之书，著于《七略》。他认为假的而不忍割爱的则有之，有这部书而不著录的却没有。我们想找三代先秦的书看，除了信《汉志》以外，别无可信。所以凡刘歆所不见而数百年后忽又出现，万无此理。[8]

其逻辑推导是：天下所传先秦、秦、汉书，尽藏于中秘，刘歆《七略》尽收中秘之书，《汉志》尽可代《七略》之功用，所以《汉志》未著录之书，“便是伪书，或可疑之书”。

这一推理，其大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余嘉锡《古书通例·案著录第一》云：

《七略》及《汉志》，皆有不著录之书也。以班固本书之说推之，其故有三：一则民间所有，秘府未收也。《楚元王传》曰：“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云“世或有之”，明非秘府所有，“或有”者，如今人言版本学者所谓少见云耳。以其传本少见，秘府无其书，故不著于录。一则国家法制，专官典守，不入校雠也。《礼乐志》曰：“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夫礼仪律令，既藏于理官，则不与他书“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者同。《后汉书·曹褒传》言“班固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固既深惜汉典之寝而不著，及亲得其书，乃不与刘向、扬雄、杜林书同入《艺文》者，盖班固作《志》，用《七略》之成例，《七录》不录国家官书，故不得而入之也。一则前汉末年人著作，未入中秘者，《七略》不收，《汉书》亦遂不补也。《七略》之作，由于奉诏校书，故当时人著作，成书较后者，皆不收入。班固直录《七略》，新入者仅三家，刘向、扬雄，以大儒负盛名，杜林《仓颉训纂》，因其为小学书，家弦户诵，故破例收入，其余皆不甚留意。《王莽传》之《乐经》，《律历志》之《三统历》，并不见录，他可知矣。(刘向、扬雄书，所收亦尚未尽，《方言》是矣。)《艺文志》于汉时书，不尽著于录，证之本书，章章可考。其他古书，真出于西汉以前而不见于志者，皆可以三例推之。[9]

从出土材料的情况看，余说是确凿不移的。著名的石鼓文，共诗十首，徐宝贵先生通过字形的详细分析，认为其系春秋中期左右的作品，可谓的论。[10]这十首石鼓诗，《汉志》、《隋志》皆无著录。著名的楚帛书，有《四时》篇，《天象》篇，《月忌》篇，出于战国楚墓，此书也不见于《汉志》等史志目录。马王堆汉墓所出帛书，如《五行》(又称《德行》)、《二三子》、《要》、《缪和》、《昭力》、《五十二病方》诸种，皆未为《汉志》所著录。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里，此 类情况尚多。如以是否见于《汉志》来判断真伪，上述出土佚籍则皆为伪，岂不谬哉!所以，无论 从文献还是从出土材料看，梁氏的这“第一个标准”就不能成立。

梁先生古书辨伪的第二个法门是：“从前志著录，后志已佚，而定其伪或可疑”。[11]梁先生的这一判断，实质是假定后志的作者尽见流传于后世的前志著录之书并皆收录。正因为是尽见著录，所以当“异本突出”，尽管前志已有著录，但后志不载，则定其为伪。这一推论的前提同样成问题。《隋书·经籍志序》云：

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