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的散文当时非常显赫，一些重要文章如制诰、策论、判、律赋等都是士子们竞相模仿的对象，引领一时的风气，是文坛上重要的领袖人物。但也有人对他们颇有微辞。韩愈与元白同时，元白对韩愈都非常尊敬，但韩愈对元白散文的巨大影响却不置一词。韩愈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尤其鄙薄科场文体，他说：“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或出礼部所试赋诗策等以相示，仆以为可无学而能，……闻吏部有博学弘辞选者，人尤谓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术，或出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私怪其故，然犹乐其名，因又诣州府求举，凡二试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书，虽不得仕，人或谓之能焉。推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之词，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注：《答崔立之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而元白正是以科场文章出名，他们的策赋判等都是当时士子们模仿的范本。虽然韩愈写此文时元白尚未成名，但他对元白散文的态度就由此可知。高彦休《唐阙史》卷上载：“裴度再修福先佛寺，危楼飞阁，琼砌璇题，就有日矣。将致书于秘监白乐天，请为刻珉之词。值正郎(皇甫shí@①)在坐，忽发怒曰：近舍某而远征白，信获yǐ@②于门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谓瑶琴宝瑟而比桑间濮上之音也。然何门不可以曳长裾，某自此请长揖而退。座客旁观，靡不股栗，公婉辞敬谢之。”(注：高彦休《唐阙史》卷上，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皇甫shí@①是韩愈的弟子，他的态度反映了当时古文一派对元白文的态度。

但是古文运动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他们对元白文的不满并没有改变人们对元白文的追慕，无法消除元白文的影响。因此，五代时修撰的《旧唐书》仍对元白推崇无比，极尽赞扬之能事：

史臣曰：举才选士之法尚矣，自汉策贤良，隋加诗赋，罢中正之法，委铨选之司。由是务争雕虫，罕趋函丈。矫首皆希于屈宋，驾肩并拟于风骚，或侔《箴阙》之篇，或学《补亡》之句。咸欲缁铢《采葛》，糠秕《怀沙》。较丽澡于《碧鸡》，斗新奇于《白凤》，暨编之简牍，播在管弦，未逃季绪之诋诃，孰望子虚之称赏?迨今千载，不乏辞人。统论六义之源，较其三变之体，如二班者盖寡，类七子者几何?至潘陆情致之文，鲍谢清便之作，迨于徐庚，踵丽增华，纂组成而耀以珠玑，瑶台构而间以金碧。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虞许擅价于前，苏李驰声于前，或位升台鼎，学际天人，润色之文，咸布编集，然而向古者伤于太僻，徇华者或至不经，龌龊者局于宫商，放纵者流于郑卫，若品调律度，扬榷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词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奥，尽治乱之根gái@③，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注：《旧唐书·白居易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这段文字从人才选拔制度对文学的影响谈起，认为元白的文学成就(包括散文和诗歌)远迈往古，雄视一代，是元和文坛的盟主。还将元白与建安的曹刘和永明的沈谢并称，认为他们都是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特别强调元白的作品兼收古今之长，律度严谨，让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欣赏。可见，文章是着眼于骈偶丽对，欣赏元白的富艳浅易。这固然是因为《旧唐书》的作者乃史家，他的首要任务是真实地记录历史，自然不会无视元白文在当时的影响。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旧唐书》的作者生活在五代，正是骈俪文风盛行的时代，他们深受时代文学风气的影响，《旧唐书》的论赞就是用骈文写成，(注：关于《旧唐书》的文学观，参考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五篇《隋唐五代》第三章《复古运动的消沉时期》第四节，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第三编《晚唐五代的文学批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对元白的极力推崇就是这种影响下的自然结果。　但是到了宋代，自唐末五代以来绮靡的骈文文风，引起人们的不满，开始寻求变革，于是，古文再度复兴，元白文的地位也就日益下降。石介是宋代古文复兴早期的重要人物，曾经描述唐代古文运动的过程，极力突出韩愈的文学地位：“韩吏部愈应期会而生。学独去常俗，直以古道在己，乃以《空桑》《云和》千数百年希阔泯灭已亡之曲，独唱于万千人间，……爱而喜，前而听，随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shí@①、李翱、李观、李汉、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辈数十子而已。吏部志复古道，奋不顾死，虽摈斥摧毁，十百千端，曾不少改初守，数十子亦皆协赞附会，能穷精毕力，效吏部之所为。故以一吏部十数子力，能胜万百千人之众，能起三数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示日月，浑之hào@④hào@④，浸如江海，同于三代，驾于两汉者，吏部与数十子之力也。”(注：石介《上赵先生书》，《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在《旧唐书》的作者看来，元白是文坛的盟主。而在石介的眼里，韩愈才是文坛的中心，元稹、白居易只是他领导下的参与者。

《新唐书》的主要编修者欧阳修是宋代古文复兴的主要领导，宋祁也是古文的积极提倡者。他们对《旧唐书》非常不满，认为：“衰世之士，气卑力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注：曾公亮《进唐书表》见《新唐书》书后附，中华书局点校本。)对元白散文的评价也不高，《新唐书·白居易传》：“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数千篇，当时士人争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八几乎是照抄这段话。)后文又云：“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称是也。”二者评价略有矛盾，但对元白文的轻视是很明显的。《文艺传》序论述唐文至韩愈“为一王法”时对元白散文根本不提，只是在下文讲到唐诗时才提起元白。

自宋代以后，古文确立了对骈文的优势，元白文就再也没有受到象《旧唐书》那样的推崇。但具体的评价，也还有较大的差异。有的认为元白是韩柳古文运动的参与者和协助者，与石介的观点相近，如谢采伯：“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柳倡其绪，刘白继其轨。”(注：谢采伯《密斋笔记》卷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本。)有的则认为元白与韩柳一样都是唐代散文的杰出作家如郑献甫：“韩子文起六朝之衰，而诗则不废六朝之体。欧公文chàn@⑤五季之弊，而诗尚沿五季之风。彼岂不欲尽变?理固不能尽变也。文则安可如此乎?且诗不必有用，而文则不可无用。诗不可无格，而文则不容有格。唐人不尽为有用之文，亦不为有格之文，故其善者如韩柳元白，各自成家，其余或骈枝丽辞，小说隽语，其弊也杂。”(注：郑献甫《补学轩文集》甲集卷三，清咸丰刻本。)郑氏也还是在承认韩文的正统地位的前提下来肯定元白文的地位。另外还有些人对元白文比较评价较高，如刘麟曰：“元微之有盛名于元和长庆间，观其所论奏，莫不切当时务，诏诰、歌词自成一家，非大手笔，曷臻是哉?”(注：《元氏长庆集原序》，《元稹集》附录。)胡震亨也称“乐天平生诗文既高”，(注：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五，上海古籍1981年版。)但是，这些评价要么人微言轻，要么过于简略，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有人对元白文极力诋毁，如王正德《余师录》卷三引李朴之言云：“吾尝论唐之文章，下韩退之为柳子厚，下柳子厚为刘梦得，下刘梦得为杜牧，下杜牧为李翱、皇甫shí@①，最下者为元稹、白居易，盖元白以澄澹简质为工，而流入于鄙，譬如哇淫之歌，虽足以快心便耳，而类乏韶hú@⑥。”(注：王正德《余师录》卷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种批评对元白文艺术特征的认识完全错误，主要是立足于文章内容，所用的词语让人想起李戡对元白诗歌的抨击。(注：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全唐文》卷七五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

这些评论虽然存在较大差别，但都远不及《旧唐书》对元白文的推崇，则无疑是一致的。其实，元白文历史地位的大幅度跌落，还不仅表现在这些形诸文字的评论上，而更表现在那些不形诸文字的忽视上，如前面提到的《新唐书·文艺传》序，提出唐代散文“三变”，“为一王法”等观点，影响非常深远，但对元白文却熟视无睹。自宋代以后，诗文评、总集提到元白文的也少而又少。

三　元白文历史地位变迁的原因

从竞相模仿到无人问津，从主盟一代文坛到默默无闻，元白及其文章在文学史上地位的下降无疑是巨大的。这是一个文学接受史上非常值得探讨的现象。文学接受行为包括读者和本文两个主要方面。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元白文历史地位的变迁。

读者对本文的接受主要决定于他的期待视野。所谓期待视野，是指由接受主体或主体间的先在理解形成的指向本文及本文创造的预期结构，它包括理解的起点及其背后的历史与传统文化背景等内容。期待视野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建立和更新中。文学作品在历史行程中的升降就是取决于不同时代读者期待视野的变化。

元白文历史地位的变迁正反映了期待视野的更新和重建，与当时骈古文的嬗替和古文文统的建立密切相关。从元白的时代到五代，是富艳浅易的骈文风行的时代，由于元白文最能体现这种文风，因此，它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和高度评价，成为士子们竞相摹仿的范本。但是，随着古文逐渐取代骈文以及古文文统的确立，古文成为读者期待视野的中心，富艳浅易的骈文淡出，于是，元白文的历史地位就大幅度地下滑。元白文的下降过程，与韩愈古文的上升过程正好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