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愈的生前，柳宗元、李翱、皇甫shí@①对他的散文非常赞赏，但这并不能说明韩文在当时的影响，因为这些人不是他的学生，就是他的朋友。而当时文界政界都有很大影响的裴度就曾批评韩愈、李翱的古文，(注：裴度《寄李翱书》，《全唐文》卷五三八。)《旧唐书·韩愈传》：“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孔孟之旨。”后文又曰：“韩李二文公，于陵迟之末，惶惶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评价远逊于元白，对韩文的成就与影响都有所保留。在五代，骈俪文风盛行，韩文颇遭冷落，只有牛希济等极少数人对它还比较重视。

晚唐五代的绮靡文风引起人们的反感，于是，人们开始谋求变革，古文日益受到重视。柳开、姚铉、穆修、石介等起而倡之，极力推崇韩愈，石介著《尊韩》，宣称：“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孔子;不知更几千百数年，复有吏部。”(注：石介《尊韩》，《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七。)他们的呼吁虽然尚未彻底扭转文坛风气，却使尊韩成为一个时代明确的共同意识。

欧阳修是宋代古文复兴的关键人物，他不仅大力提倡古文，写出了大量成功的作品，而且利用自己一代文宗的地位团结了许多人，形成浩大的声势，从而确立了古文的正统地位。欧阳修对韩愈的嗜好利禄等方面略有微辞，但对韩文则敬仰无比，视为写作的范本，他自觉继承韩愈的文统，一直以当代的韩愈自期，后人也常将韩欧并称。因此，主要由他和另一位古文家宋祁编撰的《新唐书》在韩愈本传和《文艺传》中对韩愈都极力颂扬。几乎与文学史上的尊韩运动同时，理学家们也开始尊韩，建立了自孔孟至韩愈的道统。苏轼顺应时代潮流，从文与道两方面立论，赞扬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注：《潮州韩文公庙碑》，《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文统与道统相济，以韩愈为核心的古文文统就这样牢固地建立起来，于是韩文的地位凛然不可侵犯。

回顾韩文的接受史，我们就会发现，从中唐到北宋中叶，元白文的下降和韩文的上升正好形成非常明显的逆向运动，与他们各自代表的骈古文的升降正相符合。在此后几百年中，古文的正统地位一直非常牢固。在这种以古文为中心的期待视野的影响下，元白文一直受到人们的忽视，只能在以古文文统为中心的认知框架下，获得自己的地位。直到五四时期，人们极力破坏旧的道统，建设新文化。同时，又提倡白话文取代文言文。随着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新的期待视野的建立，对元白文评价开始转变。如钱基博认为：“白居易之文，不废排比，而出以坦迤，陆贽之支流乎?元稹之笔，力跻遒古，而出之峻重，韩愈之别子也。”(注：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418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钱先生着眼于元白的差异，认为白文坦易，元文遒古，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虽然认为元稹是韩愈之别子，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而且过度夸大了元白的差异，但他指出白文与陆贽的密切关系，这则是千古未见的卓识。陈寅恪认为：“当时致力古文。而思有所变革者，并不限于昌黎一派。元白二公，亦当时主张复古之健者。不过宗尚稍不同，影响亦因之有别，后来遂淹没不显耳。”(注：陈寅恪《读莺莺传》，《元白诗笺证稿》第117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陈先生将元白也划为古文派，显然是没有注意到元白大量的骈文。但他指出元白文是元和文坛的宗主，是与韩柳宗尚不同的文派，则是非常正确的。钱、陈两位先生的观点受古文文统的影响很明显，但他们对旧说的突破也是同样明显的。

当然，影响读者接受元白文还有些其他因素，如元白的诗歌成就非常高，掩盖了他们散文的成就。《旧唐书·白居易》就称白居易“文笔富艳，尤精于诗笔。”《新唐书》就更进一步认为元白“最长于诗，它文未称是也。”这样就容易形成认识上的定势，认为元白文并不重要。另外，《四库全书总目》介绍《旧唐书》时云：”自宋嘉yòu@⑦后，欧阳修、宋祁等重撰新书，此书遂废，然其本流传不绝。“(注：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六《旧唐书》，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据此，则《新唐书》比《旧唐书》流传更广，影响更大，元白不擅长散文的观点影响也就更大。但是，期待视野的更新变化无疑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本文是文学接受行为的另一主要方面。元白文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历史命运。仔细分析记载元白文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的史料，就会发现元白在当时受到重视的文章主要是策赋判制诰奏状等文体。制诰、奏议都是公文，必须严格遵守等级秩序和有关公式，拘束太多，难以充分发挥才情，而且应用性、时效性极强，当时过境迁，就难以唤起读者的共鸣。策赋判等都是考试应用文体，元白的这类文章最符合当时的审美风气，因此士子们趋之若鹜。但是，赋判后来都不再列为考试文体。策论的评判标准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元白的这类文章就很难再吸引人们。从元白文的思想内容来看，虽然也有些地方符合正统思想，如白居易《策林》中提倡仁政，元稹《教本书》对皇储教育的重视等，但是这些都只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创见。而且元白文还有许多违反封建正统思想的地方，如白居易为和尚写了很多碑铭、塔记、经幢记等作品，其中大力宣扬佛教，《醉吟先生传》《池上篇序》等宣扬及时行乐，对封建秩序有一定的破坏。元稹依附宦官，人品颇受非议，《莺莺传》对男女恋爱的描写，也违背封建礼教。因此，元白文的思想内容决定了它们在封建时代，难以受重视。刘师培分析韩文在后代受重视地原因时，指出其中重要一点是：“两宋鸿儒，喜言道学，而昌黎所学，适与相符，遂目为文能载道，既宗其道，复法其文。韩文如《原道》《原性》诸作，以及李习之《复性书》，皆宋儒所景仰，遂以闲圣道、辟异端之功，归之昌黎。”(注：《论文杂记》一一，《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第238页，陈引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明乎此，则元白文不被人们重视则是必然。从艺术成就上来说，元白文存在明显的缺陷。且不提公文和考试文体，单看元白文学性较强的散文。元白都有一些非常优秀的文学散文，如白居易《醉吟先生传》《庐山草堂记》《江州司马厅壁记》，元稹《诲侄书》《唐故万州刺史刘君墓志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等，各有特色，艺术成就都很高，充分体现了元白的才华。但遗憾的是，这类作品太少。元白的大部分散文立意寻常，结构简单，语言浅易，少曲折，少波澜，这些固然不是什么错误，但读多了就会觉得乏味，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总之，元白文最大的问题就是文风比较平，即使是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多少存在这个问题，不及韩文那样新警变化，艺术成就的确在韩文之下。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的选择是公平的。

一部文学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文学接受史。考察元白文历史评价的变迁及其原因，给我们很多启示。一部文学作品必须有独立的美学价值，才能最终被接受，确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果主要是依靠某些外在原因而存在，即使能显赫一时，但肯定无法传之久远。对于接受者来说，任何一种认识视角都有局限，因此，我们在描述文学史的发展时，应当注意反思自身认识的盲点和误区。无论对元白文的价值判断如何，将他们完全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都是不应该的。因为它们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是一个时代文风的代表，是文学史发展序列中真实存在过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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