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西夏遗民在政治、军事、文化活动中非常活跃，他们的事迹在《元史》和诸碑传中可以找到。但是近几十年发现的西夏后裔的宗谱，不仅丰富了元代西夏人的事迹，而且可以追踪他们后裔的分布和繁衍等状况。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记载余阈后裔宗谱的合肥《余氏家谱》、《洪涛山余氏宗谱》等2种，四川余姓宗谱3种，云南余姓宗谱12种，但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与余阙有关的家谱达百余种，分布于华东、中南及西南各地;唐兀氏闾马定居河南濮阳，有《杨氏宗谱》;记载西夏宰相斡道冲及其子孙踪迹的则有《朵氏宗谱》;1998年辽宁民族出版社还出版了《西夏皇族家谱》，有助于追寻西夏皇族后裔的踪迹。

与元代有关的家谱还很多，流传于民间的还有楔氏家谱、阿里不哥家谱、脱脱家谱等。

3.出土文书。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境内的黑城，是西夏黑水城和元代亦集乃路的遗址，1983—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所等曾在该地进行考古发掘，出土的元代文书760余件，包括公文、契约、民间书信、账册等，李逸友编成《黑城出土文书》(科学出版社，1991年)，对于研究元代边疆地区的贸易、宗教、民族关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陈高华曾撰有《“亦集乃路河渠司”文书和元代蒙古族的阶级分化》(《文物》1977年第5期);邱树森曾撰有《黑城出土文书看元回回哈的司》(《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福建泉州、安徽徽州等地也有元代文书发现，庄为玑、施一揆、赵华富等曾据以进行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回鹘文文献不断发现，上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不断刊布文献的原文、译写和翻译，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有许多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者冯家异、耿世民等也有论文发表。近年来，李经纬出版了《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两书中已将回抛文书译成汉文的有180余种，其中大部分为元代文书。刘戈有《回鹘文契约文书初探》(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

4.碑刻、铜印等。早在1955年，蔡美彪从各图书馆和金石家收藏的拓片中，整理出版了《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为研究元代历史和语言提供了重要史料。近半个世纪来，元代碑刻资料不断发现。泉州是宋元时期我国对外交往和外贸的重要港口，这里遗留了大量来自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人的墓葬和宗教石刻，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了《泉州伊斯兰石刻》;广州也是宋元时期重要港口，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两书中除大量记录了回回人的墓碑外，所收《重立清净寺碑》(至正十年)、《重建怀圣寺之记碑》(至正十年)，加上河北正定的《重建礼拜寺记碑》(至正十年)，为研究元代伊斯兰教提供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基督教碑刻则在泉州、扬州、北京、内蒙古、新疆等地不断发现。佛教、道教碑数量更大。

元代人物碑十分丰富，近年来不断有所发现。赛因赤答忽碑、哈利鲁碑、康定关关碑、阎马碑、耶律子成碑等，均为新发现的元代墓碑，多为正史及文集中所无。1962年甘肃酒泉城东门洞壁发现《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碑中记西夏人举立沙献肃州城经过，又记阿沙以下五世在肃州任职的状况，计13人，均为《元史》所无，白滨、史金波曾有专文考释(见《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该碑碑阴还有回鹘文碑文，虽残损甚多，仍不失为与汉文校比的重要资料。近年来又在甘肃漳县发现元江古部汪氏家族墓碑数十块。上述这些墓碑的墓主多为色国人，研究元史常常为色目人史料缺少而束手，现在这些碑刻的出土，其史料价值对元史研究而言是不言而喻的。

元代八思巴文碑刻数量较大，除蔡美彪整理的《元代白话碑集录》中有一部分外，1991年，照那斯图出版了《八思巴字和蒙古文献》第二册《文献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收碑刻、文书、牌符、书籍残页多种。

此外，元代铜印、钱币、牌符、铜权等不断有发现，也是研究元代政权、经济等的重要资料。

5.少数民族文字史料。由于受时代条件所限，明清时期修《元史》者多不懂域外文字和少数民族文字，因而对这些文字的史料多不能加以发掘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