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来，除了上述蒙文、八思巴文、回鹤文资料以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重要藏文史料为学者所利用，其中《红史》、《佛教史大宝藏论》、《汉藏史集》、《王统世系明鉴》、《青史》、《新红史》、《西藏王臣记》等均已译成汉文，大大开阔了元史研究的视野，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以《汉藏史集》为例，书中提供的元代吐蓄十三万户和驿站极有价值，关于桑哥为吐著噶玛洛人的记载，也为他书所无。
6.域外史料。自清末洪钧出使欧洲，始知域外著有大量蒙元史著作，遂著《元史译文证补》以证史之误，补史之阀。以后，何炳松、韩儒林、邵循正等将波斯拉施特《史集》、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等介绍给国人，或据以研究，但一直未能译成中文，国内研究者要利用这些著作尚有许多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的俄译本、英译本始被中国学者广泛利用，直到“文革”后，余大钧等据俄译本译出《史集》一至三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1985、1986年)。周良霄据波义耳英译本译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史集》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鄂多立克游记》、《海屯行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吕浦译《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马金鹏据阿拉伯文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大大方便了中国学者利用外国史料进行研究。其他尚有至今未译成中文的著作，如波斯文《瓦萨甫史》、《完者都算端史》，阿拉伯文《全史》、《扎兰丁传》等，我国学者也注意利用西方文字译本或原文进行研究。西方学者的一些名著和史料汇编，如亨利·玉耳的《契丹及通向契丹之路》，穆尔、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游记注》等书虽未译成中文，但英文版在国内能普遍使用，因此今天研究蒙元史的条件比过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