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何谓“长足”，本是个见仁见智的判断问题，实难量化。上述材料的不那么可靠，或未必就表明废科举后新式教育的进展不够“长足”。但一种新教育体制并非一两纸诏书在一夜间便可造成，而清季兴学堂之举恰是在举国都已有些急迫情绪之时所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新学堂的教育质量实际上还不如旧私塾。新学堂或者培养了不少“新人物”，却未必养成了多少“新学人”。 1903 年有人调查了江南的教育界，发现“仕宦中人，竞言开学堂，不知学堂为何事也;地方绅士，竞言开学堂，则以学堂为利薮也;士林中人，竞言开学堂，只以学堂为糊口也。”讲到学堂的教育，则南京、苏州、上海等地“最著名大学堂”的情形是：“陆师学生派充师范，八股专家支持讲席;以格言语录为课本。”而“各府州县之中小学堂以及私设之蒙学堂，则分科教授，目录未知;官样文章，胡卢未肖。”[ 8 ]号称开化的江浙如此，其余地方可以想见。

又以办学堂最著力的张之洞长期管辖的两湖地区言，同样在 1903 年，那里也甚感“苦无教习”，最多只能办不太合格的中等学堂。当地的留日学生观察到：“今日欲聘教习，求之中国，能教英文、算学者则有之矣，能教物理、化学者则未之闻也。”如果想聘请留学生，则“留学生之卒业者，寥寥无几。即间有一二，亦不易于招致。”若聘外国人，则“言语既苦其难通，薪俸又嫌于过重”。结果，湖南的新兴学校里，教习“无非调剂老朽之举贡编修”。可知两湖地区的情形与江浙基本相近。[ 9 ]这还是从趋新一面看问题。在山西，像刘大鹏这样继续得以充任蒙养小学堂教习的士人，更有意在教学时暗中抵制，直到 1913 年，他教书仍“以四书五经为本而教科书为末”。[ 10 ]?

实际上，梁启超认为江浙和两湖地区的情形反映出那时全国普遍的现象。他在《新民说》中指出，当时各省虽“纷纷设学堂矣，而学堂之总办提调，大率最工于钻营奔竞、能仰承长吏鼻息之候补人员也;学堂之教员，大率皆八股名家弋窃甲第武断乡曲之巨绅也。”[ 11 ]这仍然是上有所好，下必趋奉;诏书一下，则人人皆竞言开学堂。但事前并无人才物质的充分准备，许多新学堂其实也只是新在名目上而已。则所谓新式教育的“进展”，不论在何种意义上界定“长足”，恐怕都还值得推敲。?

前引两书一文的侧重与贡献，都不在这里提到的数字之上，我只不过是随手拈出一二例子而已。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史学界近一二十年的大趋势，其贡献已被大量的论著证明，这篇小文全无意否定这一趋势。实际上，许多主要属思想史的事件，如果仅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未必能得此事之全貌。倒是从社会学意义上看，恰能说明许多过去忽视的层面。本文只是希望史学同人在研究中使用中国历史上的数字或将“统计”一类方式用于中国史研究时，再稍微小心谨慎一点。在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方面，由于现存社会统计资料的不足和不准确，有人改从世人的心态变化入手来反观社会的变动，希望通过考察思想演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来认识昔日的社会，或者可以得出比从统计资料所得更接近历史原状的认知，亦不失为一个可参考的取径。?

注释：?

[ 1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 1992 年版，第 223 — 24 页。

[ 2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95 年版。

?[ 3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 1890 — 1907 》，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 页。

[ 4 ]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变化面面观》，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 页。

[ 5 ]蒙文通：《治学杂语》，收入蒙默编：《蒙文通学记》，三联书店 1993 年版，第 3 、 6 页。?

[ 6 ]《东方》 1996 年 5 期。

?[ 7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51 — 153 页。

[ 8 ]张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 1960 年版，卷一下，第 537 页。?

[ 9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第 396 、 385 页。

?[ 10 ]《退想斋日记》，第 180 页。?[

11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 1989 年影印本，第 63 —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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