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关于明朝的频婆果，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明人在记载另外一种与苹果种属相近的古老水果——柰时，提到柰也有频婆(或苹婆)的别名。典型例子是两部科技史名著、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徐光启《农政全书》，其中均无频婆(苹婆)专条，同时却又在“柰”条下说柰的别名是频婆，将柰与频婆完全混为一谈[15]。这个说法并不确切。上面所举提到频婆果的九部明朝地方志，除嘉靖《霸州志》外，皆将频婆与柰同时开列，表明它们不是一回事。《帝京景物略》也同时记载了苹婆树与柰子树。王象晋《群芳谱·果谱》“柰”条云“柰，一名苹婆”[16]。但与李时珍、徐光启不同，王氏紧接“柰”条之后又单立了“苹果”一条。显然他试图区分这两种都有“苹婆”之名的水果，所以才将后者简称为“苹果”。就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苹果”一词大约是王象晋首先使用的。明末方以智在《通雅》卷四三《植物·木》中：也对李时珍“以频婆为柰”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二者“非一物也”。清康熙帝对柰属果类下过一番研究功夫。他总结说：

柰有数种，其树皆疏直，叶皆大而厚，花带微红，其实之形色，各以种分。小而赤者，曰柰子。大而赤者，曰槟子。白而点红，或纯白，圆且大者，曰苹婆果。半红白，脆有津者，曰花红。绵而沙者，曰沙果。[17]

汪灏等奉敕撰《广群芳谱》，沿袭《群芳谱》分类法，以“柰”、“苹果”并列，指出苹果与柰“盖……一类二种也”。同时又将《采兰杂志》等三条材料隶于“苹果”条而非“柰”条，表明其编者认为这三条材料中的频婆(苹婆)果是苹果，不是柰。此后雍正朝鄂尔泰、张廷玉等奉敕编撰农书《授时通考》，亦将苹果立为专条，载入卷六三《农余·果一》，所用材料基本与《广群芳谱》相同。可见清人对苹果和柰的区别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苹果的名称也进一步为世所知。

清朝的苹果作为北方名果，见于记载愈多。康熙帝不仅对苹果的分类归属作过研究，还曾设计过“有钱买桃、苹果、梨三色……各价几何”的数学应用题[18]。他似乎对苹果有特别的喜爱，常用以赏赐臣下。康熙二十二年(1683)出巡山西途中，在保定府完县接见县学生蔡丹桂，命其讲经，“赐白金五两，金盘苹果六枚”[19]。二十八年南巡，在宿迁召见前任河道总督靳辅询问河工事宜，“赐贝酪酥糕一盆，苹果一盆”[20]。五十二年，康熙帝六十大寿，款待参与庆典的士民，食物中也有苹果[21]。据乾隆二十九年(1764)所修《大清会典则例》所载，当时北京地区苹果的价格比橙子和柑橘低，而高于梨、桃、李、杏、柿、石榴等其他温带水果[22]。文士对苹果的吟咏亦不乏见。厉鹗《樊榭山房集》卷一《友人贻频婆果赋谢十韵》：“是物幽燕贵，雕盘独荐时。”同书续集卷七《油坊梨》：“北果品最繁，堆盘媚南客。蒲桃僧眼靑，苹婆佛唇赤。”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四一《题侠君噉荔苐二图》：“尔来喉吻久枯涩，北果厌摘频婆梨。”出产地区除北京外，仍以河北、山东为最多。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七《丁武选诗集序》：“吴、越夸以杨梅，燕、齐夸以频婆之果。”对此地方志中也有不少反映。仅就两部今人著作所征引的材料而言，提到苹果的清修华北地方志，北京有康熙《房山县志》、康熙《平谷县志》、光绪《昌平州志》[23]，山东有康熙《益都县志》、咸丰《青州府志》、光绪《临朐县志》、乾隆及道光《泰安县志》、乾隆《曹州府志》、康熙《兖州府志》，河北有乾隆《安肃县志》、光绪《邢台县志》、乾隆《永平府志》、康熙《成安县志》、康熙《曲周县志》、康熙《广昌县志》[24]。具体名称或称苹果，或仍称频婆、苹婆。光绪《临朐县志》卷八《风土·物产》还征引康熙时人张新修的《齐雅》，描述了频婆果运销南方的情况：

频婆……柔脆嫩软，沾手即溃，不能远饷他邦。贩者半熟摘下，蔫困三四日，俟其绵软，纸包排置筐中，负之而走。比过江，一枚可得百钱。以青州产为上[25]。

北方其余省份也都出产苹果，分别见于乾隆《盛京通志》卷一○六、雍正《河南通志》卷二九、雍正《山西通志》卷四七、雍正《陕西通志》卷四三、乾隆《甘肃通志》卷二○《物产》门，兹不详列。可以说苹果已成为北方广泛种植的果树作物。

在明朝很长一段时间里，苹果“止产北地，淮以南绝无之”[26]。前引《学圃余疏》云“吴地素无，近亦有移植之者”，虽然“亦能花能果”，但却“形味俱减”。可知栽培不很成功。清朝前期，大致上也是如此，所以才有上引山东苹果“过江一枚可得百钱”的说法。最晚到清朝中叶，南方一些边远省份也有栽培苹果的记载。乾隆《福建通志》卷一○《物产·福州府·果之属》：“频婆，似林檎而大，味尤胜。本出北地，今郡亦或种之。”更值得注意的是云南的材料。张泓《滇南新语》“瓜果异”条：“滇之……瓜、梨、杏、枣、樱桃、苹果之类，味俱淡。”檀萃《滇海虞衡志》卷一○《志果》：“苹婆果南中最少，而滇出盈街。”他们谈到的云南“苹果”、“苹婆果”，与我们前面讨论的是同一种水果吗?答案是肯定的。道光六年(1826)，阮元调任云贵总督，此后他在云南的多首诗作都提到当地的苹果。《揅经室集》续集卷八《频果》[27]：

有花曰优钵，有鸟曰频伽。诘屈闻梵音，便觉奇可夸。频果乃大柰，滇产尤珍嘉。首夏已堪食，季夏皆如瓜。甘松若棉絮，红绿比玉瑕。或艳称频婆，其言出释家。译语为相思(原注：《采兰杂记》：果称频婆，华言相思也)，岂是思无邪?何以窃梵言，呼我果与花。因思译性者，谬恐千里差。

阮元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曾长期在北京任职。这首诗吟咏云南的“频果”，所用却是华北频婆果的典故(他提到的《采兰杂记》，显然就是《广群芳谱》“苹果”条所引佚名《采兰杂志》)，可知两果实为一物。大约云南的气候与北方相对接近一些，较能适应苹果生长。至于其栽培来源于何处，确切开始于何时，暂时还不太清楚。

从上文征引的材料也可以看出，虽然“苹果”一词在明朝后期已经出现，但在清朝它仍与“频婆(果)”、“苹婆(果)”等名称混用，亦或写作“频果”。到晚清，随着西洋苹果的广泛种植，苹果之名逐渐完全取代了苹婆果等名称。清末民初徐珂辑《清稗类钞·植物类》“苹果”条[28]：

苹果为落叶亚乔木，干高丈余，叶椭圆，锯齿甚细，春日开淡红花。实圆略扁，径二寸许，生青，熟半红半白，或全红，夏秋之交成熟，味甘松。北方产果之区，首推芝罘(引者按：芝罘，在今山东烟台西北)。芝罘苹果，国中称最，实美国种也。美教士倪费取美果之佳者，植之于芝罘，仍不失为良品，非若橘之逾淮而即为枳也。皮红肉硬，可久藏，然味虽佳而香则逊。人以其原种之来自美国旧金山也，故称之曰金山苹果。

这段话中“生青，熟半红半白，或全红”，“味甘松”等句，依然与三百多年前王象晋《群芳谱》的描述相同，但“落叶亚乔木”却是全新的近代植物学词汇，而且主要讨论的是西洋苹果。同书紧接下一条为“频婆”，所记则是岭南的另一种果类(详下节)，与“苹果”概念截然区分。到当代，个别地区中国传统苹果的若干遗留品种仍称为“苹婆”[29]，但除本地居民和果树学专家之外，一般人对这个名称也已经完全陌生了。

三 “频婆”语源及岭南频婆果

“频婆”是一个外来语名词，这一点果树学家已有注意。至于其具体出处和含义，提到的人不多。查此词源出梵语。《佛光大辞典》释“频婆”一词，谓为梵语及巴利语bimba音译，原意“身影”。又称印度有频婆树，乔木类，果实鲜红色，意译“相思树”[30]。唐释惠琳《一切经音义》卷一○《音胜天王般若经卷第七》：“频婆果，此译云相思也。”宋释法云《翻译名义集·五果篇第三十二》：“频婆，此云相思果，色丹且润。”前引张懋修《谈乘》已注意到这条材料，《采兰杂志》云“佛书所谓频婆，华言相思也”，当亦出于此。可知古汉语中的“频婆”一词，主要是译指频婆树的果实，意为“相思”。由于频婆果“色丹且润”，故佛典中多用以形容口唇之美。《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六五《入法界品之六》：“唇口丹洁，如频婆果。”惠琳《一切经音义》卷二三解释此条经文说：“丹，赤也。洁，净也。频婆果者，其果似此方林檎，极鲜明赤者。”林檎，今称沙果或花红，果实红色，故惠琳将其与“极鲜明赤”的频婆果相比。余如《方广大庄严经》卷一：“目净修广，如青莲花，唇色赤好，如频婆果。”《佛本行集经》卷一九：“呜呼我主，口唇红赤，如频婆果。”《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三八一：“世尊唇色光润丹晖，如频婆果。”《毘耶娑问经》卷下：“光明集在其身，颊如莲花，唇色犹如金频婆果。”[31]类似比喻在变文中也可以见到。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卷五《维摩诘经讲经文(一)》：“丹唇似果频婆色，双眼如莲戒定香。”卷六《丑女缘起》：“眉如初月翠，口似频婆果。”由于佛经和变文的影响，频婆果作为一种“色丹且润”、光洁美观的果类，逐渐为世人所熟悉[32]。前引曾棨《频婆果》诗云“果异曾因释老知”，即为一证。《本草纲目》卷三○《果之二》释“频婆”为“犹云端好也”，则是取了引伸含义。

但在中国古代，“频婆果”概念曾被长期用以称呼岭南地区的一种野生坚果。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八“百子”条：

南方果实以子名者百二十，……频婆果，极鲜红可爱，佛书所谓“唇色赤好，如频婆果”是也。

此频婆果与印度频婆果生长气候条件类似，又同具“鲜红可爱”特征，品种当比较接近。此果出产少，因其珍稀，北宋时曾用为贡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一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条(《宋史·真宗纪》略同)：“韶州献频婆果，后以道远罢之。”李焘自注：“此据本纪(引者按：指宋《国史》本纪)。《实录》作千岁果，未详何物也。”李焘称频婆果“未详何物”，可以想见岭南以外的人对这种野果恐怕都不大知晓。不过后来的文献，仍对这种频婆果时有记载。元陈大震等纂修《大德南海志》残本卷七《物产》“果”条：

频婆子，实大如肥皂，核煨熟去皮，味如栗。本韶州月华寺种。旧传三藏法师在西域携至，如今多有之。频一作贫，梵语谓之丛林，以其叶盛成丛也。

明人毛晋《毛诗陆疏广要》卷上之下《释木》“树之榛栗”条：

又频婆子者，其实红色，大如肥皂，核如栗。煨熟食之，味与栗无异。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九《树畜部一》：

频婆，接用林檎与棠梨，体似林檎而大。南粤一种，形如肥皂，其核亦可煮食。梵书以色之鲜红者为频婆。

后一条材料实际上已经提到了两种不同的频婆果。明末方以智在考证北方频婆果后，也说：“智按，岭表别有频婆子，非频果也。实红色，如肥皂，核如栗，煨熟之与栗同。”[33]

关于岭南频婆果，清代广东地方文献亦屡有述及。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五《木语》“诸山果”条：

广中山果……曰苹婆果，一名林檎，树极高，叶大而光润。荚如皂角而大，长二三寸，子生荚两旁，或四或六。子老则荚迸开，内深红色，子皮黑肉黄，熟食味甘，盖软栗也。相传三藏法师从西域携至，与诃梨勒菩提杂植虞翻苑(原注：今光孝寺)中，今遍粤中有之。梵语曰“苹婆”，以其叶盛成丛，又曰丛林。

范端昂《粤中见闻》卷二九《物部九》“苹婆”条、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一三“广东诸果”条，都有与上引《广东新语》大致相同的文字。又吴绮《岭南风物记》：

频婆果出广州。树极大，果如蚕豆荚，子圆如豆，藏其中，老则迸开如桐瓢状，色大红，土人取其熟食之。

吴震方《岭南杂记》卷下：

频婆果，如大皂荚，荚内鲜红。子亦如皂荚子，皮紫，肉如栗，其皮有数层，层层剥之，始见肉。彼人詈颜厚者曰“频婆脸”。

而在明清两朝通论性的植物学、农学著作中，似乎仅有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对岭南频婆果作过简略记载。《植物名实图考》卷三一《果类》“苹婆”条：

苹婆，详《岭外代答》。如皂荚子，皮黑肉白，味如栗，俗呼凤眼果。

另外《清稗类钞·植物类》有“频婆”条，所载亦与上面几条材料大体相同[34]。

综合上述记载来看，岭南频婆果与我们讨论的苹果前身“频婆果”区别是明显的。雍正《广东通志》卷五二《物产志·果》在记载岭南频婆果(作“苹婆果”)后说：“按此与北方苹婆果绝不相类，而名又与林檎相混。大抵粤果甚伙，叩其名则中土所熟，而按其实则诡类殊形，往往如此。”概括言之，岭南频婆果是一种亚热带乔木的果实，肉味如栗，其外有荚，荚内红色。关于它的外皮颜色，上引材料说法不一，《岭外代答》谓其“极鲜红可爱”，《岭南风物记》谓“色大红”，《岭南杂记》谓“皮紫”，《广东新语》及《植物名实图考》则谓“皮黑”。我猜想由红到紫，再到黑，是这种果实从生长到完全成熟不同时期的不同颜色。当然，也可能与品种变异有关[35]。

此外，文献记载南方沿海还有一种果实红色、象征“相思”的植物“红豆”，与岭南频婆果颇有近似之处。王维《相思》诗：“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是一首妇孺皆知的名篇。唐李匡乂《资暇集》卷下“相思子”条：

豆有圆而红、其首乌者，举世呼为相思子，即红豆之异名也。其木，斜斫之则有文，可为弹博局及琵琶槽。其树也，大株而白枝，叶似槐，其花与皂荚花无殊。其子若稨豆，处于甲中，通身皆红。李善云：“其实赤如珊瑚”，是也。

清人赵殿成作《王右丞集笺注》，即引此条以释王维《相思》诗。所谓“李善云”，见于《文选》卷五左思《吴都赋》注。赋中有句“楠榴之木，相思之树”，其注曰：

相思，大树也。材理坚，邪斫之则文可作器。其实如珊瑚，历年不变。东冶有之。

按东冶在今福建闽侯东北。据此，这种红豆或“相思子”，果实生于荚中，红色，与频婆果非常相似。两者是否为一物，或有近属关系，尚待有关专家指教。

以上有关岭南频婆果的材料，与中国古代的苹果本来关系不大，但因涉及“频婆”之名，故附带一并述及。

四 柰“梵言谓之频婆”说考辨

当代果树学著作在叙述中国古代苹果栽培历史时，大都已经注意到频婆果这一古名，但其具体解释与本文不同。它们认为，中国古代的柰，别名(外来语原文)即为频婆果，后来演变为苹果一词。这个说法似乎值得重新讨论。

根据果树分类学的阐述，苹果有中国苹果、西洋苹果两大种类。现在我们日常食用的苹果，属于近代引进的西洋苹果。此前中国本土栽培的苹果，品种不如西洋苹果之佳，果质绵软，故又称绵苹果。这种苹果的原生地在新疆，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通西域以后传入内地，史书称之为柰。古代柰的栽培范围十分广泛，自汉代以下，历魏晋隋唐宋元明清，记载不绝。但从文献材料来看，柰的果实特征不要说与今天的苹果相去甚远，就是与元末以后的频婆果也有明显差别。其具体种类很复杂，果形或大或小，成熟期有夏熟、冬熟，外观有白、黄、青、红、紫等不同颜色。有关柰“梵言谓之频婆”的说法，较早见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果之二》“柰”条。其根据是一条引自郭义恭《广志》的材料[36]：

西方例多柰。密密切暴干为脯，数十百斛以为蓄积，谓之频婆粮。

此后王象晋《群芳谱》、徐光启《农政全书》、清敕撰《广群芳谱》、《授时通考》、陈元龙《格致镜原》、陈淏子《花镜》诸书都同样引用了《广志》的这条材料(有的并未注明出处)，文字小有异同，均有“西方多柰……谓之频婆粮”文句。然而，这句话是有疑点的。

《广志》一书，旧题西晋郭义恭撰，最近有学者认为其成书年代当在北魏前、中期[37]。此书见于《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著录，皆入子部杂家类。以下诸家书目皆未载，则最晚至南宋已亡佚。清儒马国翰广采群籍，辑得260余条，厘为上下卷，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观其所载，多奇闻逸事，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以为“盖广(张华)《博物志》之书”。在马氏辑本下卷中，可以找到有关柰的这段记载，但却没有“谓之频婆粮”一语。其文如下：

柰有白、青、赤三种。张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西方例多柰。家以为脯，数十百斛以为畜积，如收藏枣栗。若柰汁黑，其方作羹，以为豉用也。

马氏注称此条辑自《太平御览》卷九七○，核以《御览》原书，所辑无误。按《广志》此条除《御览》外，尚见于北朝唐宋多家著作征引，计有《齐民要术》、《艺文类聚》、《初学记》、《文选注》(潘安《闲居赋》注)、《白孔六帖》、《广韵》、《事类赋》等，所引文字皆不超出《御览》，也就是说，均无“谓之频婆粮”五字。今人王利华也对《广志》中有关果品的材料进行了辑佚。据其自述，辑文“全部抄自南宋以前(包括南宋)的各类文献，元及元以后的文献所引一概不予收录，仅偶作校勘参考”。他的辑佚结果，同样没有这五个字[38]。据此似可推断，柰脯“谓之频婆粮”一语，并非《广志》原文所有。清人全祖望已对王象晋《群芳谱》根据《广志》所作出的“柰一名苹婆”说表示了怀疑。《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八《说苹婆果》：

苹婆果、来禽(引者按：即林檎)，皆柰之属，特其产少异耳。苹婆果雄于北，来禽贵于南，柰盛于西。其风味则以苹婆为上，柰次之，来禽又次之。新城王氏《群芳谱》尚考之未晰。佛书所谓苹婆果，肖如来之唇，正指北方之种而言，非柰也。王氏因《广志》而误耳。

柰与频婆之名发生联系，大约是在唐朝。《太平广记》卷四一○《果上》“文林果”条：

唐永徽中，魏郡临黄王国村人王方言，尝于河中摊上拾得一小树，栽埋之，及长，乃林檎也。实大如小黄瓠，色白如玉。间以珠点，亦不多，三数而已。有如缬，实为奇果，光明莹目，又非常美。纪王慎为曹州刺史，有得之献王，王贡于高宗，以为朱柰，又名五色林檎，或谓之联珠果。种于苑中，西域老僧见之云，是奇果，亦名林檎。上大重之，赐王方言文林郎，亦号此果为文林郎果，俗云频婆果。河东亦多林檎，秦中亦不少，河西诸郡亦有林檎，皆小于文林果。

《太平广记》载此条出处为郑常(或题郑遂，唐肃宗、代宗时人)《洽闻记》。今宛委山堂本《说郛》收有《洽闻记》一卷，中有此条，较《广记》所引简略，而确有“俗云频婆果”一语。据此，唐朝时曾有某种品种优良的林檎被称为频婆果。林檎今称花红，与柰形状、品种相近，古人时常将二者混称，故上面这种“俗云频婆果”的文林郎果又被称为“朱柰”[39]。或有某一品种优良的红色柰被呼为频婆果，也不无可能。柰脯进而被喻为“频婆粮”，并在后人摘抄《广志》时由附注孱入正文。《本草纲目》诸书引《广志》多出“谓之频婆粮”五字，可能就是这样造成的。

退一步说，即使柰脯“谓之频婆粮”是《广志》原文，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并不常用的比喻，并不能证明柰的“梵言”就是频婆。苹果名称源自频婆果，而频婆果本是印度的热带、亚热带乔木果实，这属于文化交流中的“误读”现象。因苹果红润光洁，使人与佛经中“色丹且润”的频婆果产生联想，故而发生“误读”。通过前文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到，中国本土果类凡被“误读”为频婆果的，都是红色。岭南频婆果“极鲜红可爱”，元朝后期平波果被咏为“猩血平波颗颗匀”、“平坡红艳露犹香”，唐朝的文林郎果也被称作“朱柰”。柰有多种颜色，其中某种红色的柰可能曾被比为频婆果，但频婆一词决不足以概括柰的全体。况且在明朝以前将柰称为频婆的例子，除了可疑的柰脯“谓之频婆粮”一语外，目前只找到《太平广记》引《洽闻记》中的朱柰。南北朝以下佛教大行，如果频婆果真是柰的“梵言”，何以不见时人述及?《一切经音义》、《翻译名义集》何以并无此种解释?元朝后期忽思慧著《饮膳正要》，除记载平波果外，同样写到了柰。在他笔下，这两种水果区别是很明显的。《饮膳正要》卷三《果品》“柰”条：

柰子味苦寒，多食令人腹胀，病人不可食。

同卷“平波”条：

平波味甘，无毒，止渴生津，置衣服箧笥中，香气可爱。

假如柰与“频婆”完全是一回事，元朝后期的平波果恐怕就要另取一个新名字了。

有关柰“梵言谓之频婆”说，还有一个重要反证。那就是在柰的故乡——新疆，其接受佛教早于内地，又是中国绵苹果的原产区，但并未用佛经中的“频婆”一词来称呼柰或其他水果。精通佛经的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沿途物产，多次提到柰[40]，从未将它称为“频婆”。新疆绵苹果在古书中的名称是“阿里马”(Alma)，系突厥语“果”之意[41]。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至阿里马城，……土人呼果为阿里马，盖多果实，是以名其城。”耶律楚材《西游录》卷上：“既过圆池(按指今新疆赛里木湖)，南下皆林檎木，树阴蓊翳，不露日色。既出阴山，有阿里马城。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马，附郭皆林檎园囿，由此名焉。”所谓“阿里马城”，亦即著名西域重镇、后来曾作为察合台汗国首都的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境)。通常认为，丘处机、耶律楚材看到的“多果实”、“树阴蓊翳”之地，就是伊犁谷地以东、生长大批野生绵苹果的风景胜地果子沟。耶律楚材将果子沟和阿力麻里的水果视为林檎，当是因为野生苹果与林檎形状、品种接近而致，至少他没有用“频婆”来称呼它们[42]。前引张懋修《谈乘》谓频婆“是亦夷音耳，……然未闻西番称此果也”，所言甚是。新疆绵苹果真正有“频婆”、“苹婆”乃至苹果之称，还是清代中叶的事。当时“频婆”等果名已为内地人所熟悉，他们看到新疆的绵苹果，很自然地就用以相称。乾隆《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四三《土产·回部·百谷草木之属》：“树之有果者，……苹果名阿勒玛(按即阿里马异译)。”纪昀《乌鲁木齐杂诗》“物产”门：“红笠乌衫担侧挑，苹婆杏子绿蒲桃。”洪亮吉《伊犁纪事诗》：“风光谷雨尤奇丽，苹果花开雀舌香。”[43]晚清萧雄《听园西疆杂述诗》卷三《瓜果四首》之四：“山北山南杏子多，更夸仙果好频婆”。自注云：

果亦特出，或青或红，大者如盌。皮似李，光润而薄。肉轻松，嚼之绵爽甘芳，味清且正。大约分两种，一疏而脆，一泥而如腐者。即佛经舍卫国之频婆果也。

新疆绵苹果到现在才与佛经中的“频婆”挂上钩，是由于其中一个优良品种在元朝传入内地后被赋予“频婆”美名，被人熟悉后又带回新疆，并非在一开始就有“频婆”的梵言或别名。

总之，尽管“说有容易说无难”，在看到更直接和更多的材料之前，我还是认为明朝以前的柰并无“频婆”这一异名。明朝后期，频婆果栽培渐广，因其品种与柰同类，可能有人将它与柰混称。但无论如何，将两者混为一物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五 结语

综上所述，加上学术界对中国苹果栽培历史已有的认识，暂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苹果的名称，源于佛经中的频婆果。两果原非一物，其名称的混同，属于中印文化交流中的“误读”现象。

二，中国本土最早被称为频婆果的果类，是生长于岭南地区的一种亚热带坚果。它大概与印度频婆果的品种相当接近，可能与唐诗中的“相思子”或“红豆”也有一定关系。因其生长范围不广，不甚为世所知。

三，早在西汉时，西域原产中国绵苹果的一个品种柰，即已传入内地，以后栽培渐广。其中某种红色柰，在唐朝或许曾被比为频婆果，但这个名称并未流行。

四，最晚在元朝中后期，中国绵苹果一个更新的品种又由西域输入内地(傅乐淑《元宫词笺注》称平波果是“自外国输入”，不尽准确)，并在北京地区栽培。这一品种与柰本属同类，但经过改良，外观、口味已与柰有较大区别。时人借用佛经中“色丹且润”的频婆果来称呼它，曾异写作平波、平坡，到明朝仍固定为频婆，亦作苹婆，明后期开始简写为苹果。

五，清朝苹果在北方的栽培更加广泛，在南方福建、云南等省亦有出现。频婆、苹婆、苹果等名，仍迭相使用。

六，晚清西洋苹果传入中国，因其品种更加优良，逐渐取代了原来的绵苹果。新品种继续沿用苹果之名。与此同时，频婆、苹婆等旧名则随着中国绵苹果栽培的萎缩而逐渐消失。

[1]曾有学者误以为《元宫词百章》的作者是朱有燉的父亲周定王朱橚。傅乐淑先生在《元宫词百章笺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的“后序”对此有考辨。

[2]这些论著主要有：陆秋农、贾定贤主编《中国果树志·苹果卷》(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与中国林业出版社，1999)，束怀瑞等编著《苹果学》(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王太乙《种苹果法》(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九年)，曲泽州主编《北京果树志》(北京出版社，1990)，吴耕民编著《中国温带果树分类学》(农业出版社，1984)，辛树帜编著、伊钦恒增订《中国果树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3)，孙云蔚主编《中国果树史与果树资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佟屏亚编著《果树史话》(农业出版社，1983)，万国光、刘金编著《中国的水果》(人民出版社，1993)，(明)王象晋纂辑、伊钦恒诠释《群芳谱诠释(增补订正)》(农业出版社，1985)，(清)陈淏子辑、伊钦恒校注《花镜(修订版)》(农业出版社，1979)，刘振亚《中国苹果栽培史初探》(载《河南农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青木二郎《新编リンゴの研究》(东京，津轻书房，1975)。

[3]尚衍斌《忽思慧〈饮膳正要〉不明名物考释》，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一期。

[4]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第227～228页。

[5]同上书第221页。

[6]见刘坚、蒋绍愚主编《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商务印书馆，1995)第296页。这条材料提到的玉黄子，当即上引《析津志》所载御黄子。虎剌宾，今称槟子，亦为苹果之近缘品种。

[7]此外，元朝中后期人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送玉泉长老栗木果》诗：“非青非黄栗木果，使者西川马上来。……频婆妙色情怀别，橄榄余甘齿颊回。”这是借用“频婆”典故(语出佛经，详下文)来描写栗木果，并非直接反映平波(频婆、苹婆)果的材料。

[8]《群芳谱》版本较多，分卷和内容编排互有异同。此处引文出自伊钦恒《群芳谱诠释(增补订正)》第84～85页，标点小有更动。

[9]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二册第1064页。

[10]陆秋农、贾定贤主编《中国果树志·苹果卷》第11页，束怀瑞等编著《苹果学》第15页，辛树帜《中国果树史研究》第110页。

[11]清初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四《辛卯春尽歌者王郞北游告别戏题十四绝句》之六：“山梨易栗皆凡果，上苑频婆劝客尝。”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一一《海户曲》：“葡萄满摘倾筠笼，苹果新尝捧玉盘，赐出宫中公主谢，分遗阙下侍臣餐。”卷一二《苹婆》：“汉苑收名果，如君滿玉盘。几年沙海使，移入上林看。”所咏皆为明朝皇家苑囿栽种的频婆果。

[12]龚自珍《定盦续集》卷一《说京师翠微山》：“草木有江东之玉兰，有苹婆，有巨松柏，杂华靡靡芬腴。”同卷《说昌平州》：“其木多文杏、苹婆、柿、棠梨。”《说居庸关》：“自入南口，木多文杏、苹婆、棠梨，皆怒华。”虽时隔二百年，仍可与《帝京景物略》的这条记载相参证。

[13] 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1981)上册第75页。据书后所列“引用书目”，所引《谈乘》为万历间刻本。谢先生另著《明清笔记谈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其中对《墨卿谈乘》也有专门介绍，称所见为天启间刻本(见书中第33～35页)。

[14]梁章钜《浪迹丛谈》卷六“张居正”条。

[15]《本草纲目》卷三○《果之二》，《农政全书》卷二九《树艺·果部上》。

[16]伊钦恒《群芳谱诠释(增补订正)》第84页。

[17]《清圣祖御制文集》第四集卷三○《杂著·康熙几暇格物编》。

[18]《御制数理精蕴》下编卷一○《线部八·方程》。

[19] 高士奇《扈从西巡日录》。无独有偶，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逃，至山西忻州时正值中秋，给随侍官员吴永的赏赐除月饼之外，也是“苹婆果”。见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第70页。

[20]《行水金鉴》卷五○《河水》。

[21]王掞监修《万寿盛典初集》卷一一○《歌颂五十·皇棚恭记》：“我皇上益沛恩膏，特颁大酺，……香发苹婆之果，甘分大谷之梨。”

[22]《大清会典则例》卷一五二《太常寺》载陵寝祭祀果品的“奏销定价”，苹果每个二分八厘。卷一五四《光禄寺》又载每年向民间“和买”鲜果的价格，苹果每个三分五厘。清初谈迁《北游录·纪闻下》“游费”条记载，顺治十年(癸巳，1653)宫中“岁苹婆果费万余金”。此处苹果价格似乎过高，未知何故。

[23]曲泽州主编《北京果树志》第53～54页。

[24]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436～442页。按《中国果树志·苹果卷》第14至19页专门将提到苹果的明清方志列表，十分详备，只是其所谓“苹果”涵盖较广，除我们讨论的频婆果、苹果外，也包括了柰、林檎等近属果类。

[25]据光绪《山东通志》卷一三八《艺文志·子部·谱录类》记载，张新修“字子勉，一字亦庵，晚号晴岩，临朐人，康熙间廪贡”。所著《齐雅》十卷，以解释齐地名物为主，“分羽毛鳞虫谷蔬果草木花为十类，三百八十三则”(同上书卷一三九《艺文志·子部·杂家类》)，光绪《临朐县志》多有征引。但民国二十四年(1935)印行的《临朐续志》卷一六《艺文略》，已称该书“存佚不可知”。《齐雅》这段材料虽写于清朝，但其描述的情况可能在明朝中后期已经出现。徐渭《徐文长三集》卷六《频婆》诗(题注“一名平波”)：“石蜜偷将结，他鸡伏不成。千林黄鹄卵，一市楚江萍。旨夺秋厨腊，鲜专夏盌冰。上元灯火节，一颗百钱青。”所谓“一颗百钱青”，恰好可以用《齐雅》的记载来解释。

[26]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五六《说部·宛委余编一》。

[27]阮元《揅经室集》续集卷八所收诗，均道光七、八年在云南作。除这一首外，还有数首提到苹果。《过以濯河》：“连村万树堆春雪，都是梨花频果花(原注：河在会泽县)”。按会泽县在今云南东北部。《东园初夏》：“奇花现优钵，鲜果结频婆。”《晚饭与福儿书斋登西台观稼》：“摘来青李兼苹果，开满红薇又桂花。”同卷还有《仙馆东新开二方石池一栽荷一养鱼池上栽苹果树二株梨二株幷于园南栽橡养山蚕以为民先》诗。

[28]《清稗类钞》中华书局标点本第十二册(1986年出版)，第5882～5883页。

[29]《中国果树志·苹果卷》第146页，《苹果学》第45～46页。

[30]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高雄，佛光出版社，1989)第6365～6366页。参阅织田得能《佛教大辞典》(东京，大仓书屋，1917)第1504页，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第1359页。

[31]以上四条佛经材料承罗新先生检示。

[32]佛经、变文提到频婆果，基本上都是比喻口唇。元杂剧中则有更进一步、以之比喻面颊红润者。关汉卿《关张双赴西蜀梦》第三折形容“面如重枣”的关羽：“往常开怀常是笑呵呵，绛云也似丹脸若频婆。”见徐沁君校点《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华书局，1980)上册第13页。又据徐氏校记，“丹脸”一作“丹颊”。

[33]《通雅》卷四三《植物·木》。

[34]《清稗类钞》中华书局标点本第十二册，第5883页。

[35]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八《说苹婆果》：“闽之漳浦一带，又别有苹婆果，甚坚而劣，其殆嫫母之唇耶?”所指大约也是《广东新语》、《植物名实图考》所提到“皮黑”的岭南频婆果。按“嫫母”是古代传说中的丑妇。岭南频婆果由早先比喻“唇色赤好”到被全祖望视为“嫫母之唇”，其形象变化也是颇为有趣的。

[36]这条材料承北京大学历史系丁一川先生检示。

[37]王利华《郭义恭〈广志〉成书年代考证》，载《文史》第四十八辑。

[38]王利华《〈广志〉辑校(一)——果品部分》，载《中国农史》1993年第4期。

[39]唐人张鷟《朝野佥载》卷三有一条关于唐太宗贞观时“朱柰”的记载(《太平广记》卷四一○亦有转引)，文字与《太平广记》所引《洽闻记》近似，但没有“俗云频婆果”一句。

[40]《大唐西域记》卷一“阿耆尼国”、“屈支国”，卷二“印度总述·物产”、“那揭罗曷国·醢罗城”，卷一二“钵铎创那国”、“斫句迦国”等条。

[41]“阿里马”在蒙古语中指梨，见于贾敬颜、朱风合编《〈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所收《至元译语》、《华夷译语》等诸种蒙古语词著作。大约蒙古人从突厥语民族那里接触到最早的水果是梨，即以突厥语泛称“果”的阿里马称之，这大概也算是小小的文化交流“误读”吧。至于苹果，在上引贾敬颜等《汇编》所收蒙古语词著作中，直到清朝后期的《新刻校正买卖蒙古同文杂字》才有收辑，称为pinggǔ，显然是来自汉语的借词。

[42] 明初陈诚等人出使帖木儿帝国，在哈烈城(今阿富汗赫拉特)看到“有力之家广筑果园，盛种桃、杏、梨、李、花红……之类，……花红极大而脆，皆可收藏，经年颜色不改，必以新旧相续为佳”(陈诚《西域番国志》“哈烈”条)，似乎也是把当地的苹果看作林檎(花红)了。

[43]两诗转引自吴蔼宸选辑《历代西域诗抄》(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第108、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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