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留珠《秦汉历史文化论稿》[6]，约35万字，是“周秦汉唐文化工程·学术研究文库”丛书之一。结集了黄留珠先生1979年至2001年的有关秦汉历史文化研究的论文30余篇，涉及秦汉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祭祀制度、秦俑与封泥、神秘文化、精神风貌、边疆开发、人物评价等广泛问题，不论篇幅大小，均为有感而发，出自心裁。
吴永琪等主编《秦汉文化比较——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7]，50万字。从参加该研讨会(徐州，2001年)的论文中选编50篇结集出版。除以秦俑为中心议题之外，还大量涉及秦汉时期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丧葬文化、思想文化等方面。
《秦文化论丛》第九辑[8]，由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编定，约55万字。收集论文47篇，涉及秦陵布局与形制、秦陵考古新发现、秦代文化、职官制度等领域。
由黄留珠、魏金瑞为主编的《周秦汉唐文化研究》，是西北大学周秦汉唐研究中心与三秦出版社联手推出的大型学术年刊。本年度出版了第一辑[9]。它由学术研究、学术评论、学术资讯三大板块组成，正如《发刊词》所言，这三者相结合的学术刊物，目前还不多见。它的视野不以中国大陆为限，而是兼及两岸三地、日本与欧美，体现了办刊者开放的胸襟和追求。从而为全方位地推进秦汉史研究与交流，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平台。
王子今、白建钢、彭卫主编《纪念林剑鸣教授史学论文集》[10]，本书虽然以纪念著名史学家林剑鸣先生为其缘起，却与一般以回忆为基调的纪念文集不同，而是一部讨论问题的学术专集。全书29万字，除了《林剑鸣教授学术战略》、《林剑鸣教授主要论著目录》两文之外，共收录论文20篇。作者包括李学勤、周天游、瞿林东、黄留珠、熊铁基等著名学者和一批潜心治学、具有相当影响的“实力派”中年学人。文章内容涉及战国秦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法律、军事、社会各个方面，无论是对传统课题的重新思考，还是利用考古资料提出新的问题，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雷依群、徐卫民主编《秦都咸阳与秦文化研究》[11]，其中对都城文化的研究，在徐卫民的成名作《秦都城研究》的基础之上又有深入开掘;对秦文化的研究，则兼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诸方面，体现了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学术水平。
二 制度史研究
以职官制度及其运行为核心，制度史研究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
研究专著应该注意下述四部：(1)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12]，全文约47万字。阎步克是当今有能力引导学术潮流的中年学者之一，稍早之前，他讨论“品位与职位”的论文发表之后，已经在政治制度研究领域引起了注意;本书出版之后，在《往复》网上展开过讨论。罗新《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读后》，所论精当。他指出：阎著经过深入而透彻的思考，建立了新的分析模式，扩张了学术领域，“毫无疑问，它展开了官僚制度研究的魅力，还展示了古代官僚制度自身由于精致、丰富和有序的演变，而带给研究者和读者无可回避的魅力。”针对阎步克在《后记》中的一段结论“在专制强化起来的时候，官僚的特权、自利的取向和贵族化的倾向，就会受到抑制，成为较有效能的行政工具。”罗新对此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质疑，认为这是作者的“预设结论”，而不是官阶研究的逻辑产物。罗新认为如果突出强调古代官僚制度的“理性行政”，那么就有可能影响到对专制制度的全面认识。似乎罗新的人文关怀和忧患更为强烈。阎步克也在《往复》网上做了回应。他说：“拙作着重揭示的是‘品位——职位’视角，把焦点置于专制皇权和传统官僚的关系之间。”他对书中没有说清的思路继续加以梳理，即“从皇权与官僚的矛盾，解释官阶制度的变迁”，可以加深对政治体制的认识。“官僚阶层与专制体制的关系，既有共生和依存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专职君权和专制帝国发轫于官僚的膨胀和贵族的衰微，而官僚的自主性和贵族化，又有可能导致专制体制的‘倒行’。”“较之君主个人性的专断和昏庸、官僚个人性的贪污受贿，拙著更关注的是官僚‘自主性’和‘贵族化’的制度空间。”他认为，品位分等、职位分等的此消彼长，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究传统专制官僚政治长时段变迁的更多奥秘。上引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阎著的特点与学术价值。(2)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13]，约27万字。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之一，作者力图以开阔的视野，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对秦汉官僚制度加以总结性、综合性研究。他从“秦汉官僚制度产生的历史前提”、“秦汉官僚制度渊源与演变考述”、“秦汉三公九卿制度探微”、“秦汉皇权与官僚制度”、“秦汉官僚的类型及其演变”、“秦汉官僚制度行政运作的基本形式”、“西汉东海郡的个案研究”等方面，做了层层递进的分析。特别是其中对“秦制、楚制与汉制的关系”、“两汉之际建制考”、“吏与秦汉官僚行政管理”等问题的论述，都颇有深度和新意。(3)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14]，20万字。这是一部理论性较强的纵论汉唐爵制的学术专著，分为“封爵的形式”、“封国、食邑户及衣食租税”、“封爵的授受、传袭及推恩”、“封爵制度与其它政治制度的关系”、“封爵的社会—政治—经济功能”五章，展开讨论。作者认为，封爵制度得以完善是在西汉中期以后，其标志有四：食租税权与领民权的分离;同姓封爵(王)与异姓封爵(侯)的分离;赐爵制(民爵、吏爵、武功爵)与封爵制(列侯与王)的分离;封爵与职官的分离。据此总结出封爵制度的根本特点：具有政治等级名分而无行政权;享有封国及食邑户;世袭相承，衣食租税。数据详尽，结论明确，对前人误说多加订正。其中所论封爵制与虚封制、官制、礼制、律令的关系，颇有新意和创获;或许因受篇幅所限，论证尚感不够厚实。(4)卫广来《汉魏晋皇权嬗代》[15]，31万字。使用分析与实证方法，从分裂与统一演进的角度，对汉魏晋三朝的皇权转移问题作了再探索，为东汉与魏晋历史的衔接提供了一个新的脉络。其所论东汉分裂的三个因素(皇权世俗化、士大夫、郡国本位化)，皇权争夺的三种力量(豪族、士族、胡族)，均加深了对东汉历史的认识。
研究职官制度重要的论文有：沈刚《汉代宗正考述》[16]，对管理皇族宗亲事务的重要职官——宗正的渊源、职能、选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考查。应该指出的是，对宗正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论及宗正，除去讨论其属官的内容之外，所着笔墨有限; 上引2002年出版的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尽管有“九卿源流及其性质问题”一节，但也未曾论及宗正。沈刚在本文中指出，宗正来源于先秦时代卿大夫家族内部的家臣制;宗正的主要职掌是管理宗室属籍，借以达到维护宗室秩序、约束宗室行为的目的，这也是宗室一职行使职权的基础所在;此外，治宗室之狱、参与帝后废立程序、典宗室婚丧之事，也是宗室的重要职掌;在编制两汉宗正表的基础上，分析了宗正选任的演变特点——对宗正的要求逐渐看重其实际行政能力，其地位由礼仪性的职官向实权性的职官转化;宗正“世掌化”的倾向存在于两汉之世。刘后滨《从蔡邕〈独断〉看汉代公文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变迁》[17]，是颇见学术功力的论文。值得注意的是，刘后滨是以隋唐政治制度研究为其专业方向，尤以官文书以及中央政枢权力运作为其特长，以这种知识结构为凭借，上溯秦汉政制，偶一为文，即成佳构，印证了通识之才、专精之学的重要。蔡邕的《独断》，是现存最早的记载官文书形态的文本，也是讨论秦汉官制的重要依据，但是，对它的文本整理是存在欠缺的，因此有关的“常识性”理解，都有可能存在误读。刘后滨的文章，有两大贡献：其一，对《独断》的文本内容加以考订，从文字标点、内涵理解两个层次，订正了此前存在的误读和误说。如，关于“制书”一段文字，他指出了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中的标点错误，并就汪桂海对制书应用范围理解的失当之处加以商榷;又如，指出了人们对《独断》关于“诏书”的概括也存在严重误读，他从文书用语的角度，并援引汉代的四种奏事文书进行对照分析，对“诏书”的三种形态，逐一加以考论。其二，对汉代公文形态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加以考查，就其中的变化划分出汉武帝时期、西汉成帝到东汉光武帝时期、东汉中后期三个时段;结合汉代政治体制的变迁，在考证《独断》有关公文书记载的基础上，他明确指出：《独断》中关于汉代文书形态的记载，并不能涵盖整个两汉时期的文书制度，只是两汉文书形态演进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如果认定《独断》所载公文书只是蔡邕时代的制度，那么我们用它来概括整个汉朝的文书制度，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刘后滨所提出的警示，应该引起治汉代制度史者足够的重视。余华青《略论秦汉王朝的保密制度》[18]，对秦汉保密制度的保密范围(君主行踪、宫省事务、军事行动、重要政务、公文秘籍)和保密措施(明确保密要求、控制知情范围、严格防范规定、查处泄密事件)，分别进行了详细考论。体现作者的人文思考，他强调指出，秦汉的保密制度带有与生俱来的浓烈专制色彩，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着种种弊端，旨在维护国家政权的安全和利益的保密制度往往“变味”，成为专制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手段，成为官僚政客之间相互攻讦的凭借口实;妨害了政治文化的正常传播，也影响了国家政权效能的正常发挥。臧知非《“王杖诏书”与汉代养老制度》[19]，联系汉文帝时期的“养老令”和出土于武威的“王杖十简”、“王杖新简”等4种简牍资料，深入讨论了汉代的养老制度与王杖制度的关系，指出养老制度是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的义务赡养，而王杖仅赐予里父老、县、乡三老这一特殊群体，是对他们维护国家统治的酬谢。两种制度并行，目的是建立和维护儒家的伦理系统以稳定社会秩序。他还据此对两副出土于四川的画像石的画面，作了“养老图”的解读。赵光怀《告御状：汉代诣阙上诉制度》[20]，探讨了汉代诣阙上诉制度的渊源、内容和影响，是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政治制度的成功之作。李炳泉《两汉戊己校尉建制考》[21]，利用新出土的敦煌悬泉简材料，对汉代设置于西域的重要职官戊己校尉，进行了全新的考释，订正了前人的不完善之说。指出其职树情况是：西汉元帝至哀帝和东汉明帝时所设的戊己校尉，实际上均为戊校尉和己校尉，后又都合并为戊己校尉一职;作为中央派往西域的驻屯兵的军事长官，戊己校尉除听命于中央，还要受敦煌太守节制，东汉后期则由凉州刺史令护。勾承益《西汉前期刘氏诸侯王的“相” 》[22]，对西汉前期刘氏诸侯王“相”的作用、“相”称谓的设置和变迁、“相”与诸侯王的关系、汉廷任“相”的方式和标准、“相”的行政职能等作了讨论。勾承益本年度尚有《先秦礼学》[23]一书出版，可见他对礼制、官制素有研究，故所论本末兼顾、脉络清晰。吴荣曾《汉代的亭与邮》[24]，根据近年间新出简牍材料，论证了三个问题：汉代的亭，其性质是禁盗贼，与乡是平行关系;邮在西汉时是地方上的文书传送体系中的一种机构，东汉人以为西汉时邮被置取代是没有根据的;汉代的驿，主要指传送文书、信件的驿马，驿成为驿站当在汉以后。后两说均有改写成说的意义。还有以下几篇文章，也值得注意。高荣《秦汉邮书管理制度初探》[25]，史云贵《西汉侯国官制考述》[26]，乔国华《汉武帝时期中朝形成过程简析》[27]，王谨《王莽与州刺史改州牧》[28]，卫广来《西汉出宫人制度考实》[29]，讨论虽各有其侧重点，但均有自己的创获。
关于秦汉爵制的研究成就显著，而且大多是利用新出简牍材料立论，为了照顾综述“话题集中”的要求，皆下移到第七个专题中介绍。
三 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
本年度的经济史研究状况，突破了惯有的平淡，而表现为生动活泼。几个较为集中的讨论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1)新出简牍材料，推动了研究的深入。高敏是利用《张家山汉墓竹简》材料加深经济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西汉时期的“傅年”初探——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六》[30]一文，在运用研究秦时服役者的年龄问题的前期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张家山汉简的有关材料，再一次论证了秦时始役的年龄是15岁的观点。他的《论西汉前期刍、稾税制度的变化发展——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二》[31]，对云梦秦简、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张家山汉简中有关秦汉时期的刍、稾税制度的记载，进行了全盘考查，就这一历史文献记载中奇缺的重要经济制度，勾勒出它发展变化的脉络。文章指出，云梦秦简的出土，让我们知道了秦时刍、稾税制度之梗概;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简牍，又使人得知刍、稾税制度在文景时期的巨大变化;而张家山汉简的出土则填补了秦至西汉初刍、稾税制的空白。李炳泉《西汉西域渠犁研究》[32]，以近年新出土的敦煌悬泉简材料和传世文献相参证，论述了西汉在西域渠犁的屯田首开于汉武帝时、重开和扩大于汉宣帝时，其性质为军屯;渠犁屯田是西汉在西域推行屯田的一次成功尝试，为汉代及以后历代王朝经略西域提供了可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