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态环境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成果：陈业新《两汉时期气候状况的历史学再考察》[58]，从农事时节、物候和干湿状况三个方面，对两汉时期的气候状况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认为在冷暖变动方面，两汉时期的气温与今天相比较无大差异;前后汉相比，西汉时期略冷，东汉时期稍暖，但其间有多次波动，东汉末年气候急剧转冷;在干湿状况方面，具有若干干湿相间的显著特征。他的另一篇论文《两汉时期灾害发生的社会原因》[59]，分析了两汉时期自然灾害发生的社会原因，即人类不适当地开发性生产活动，破坏了生态平衡;林木资源的大量耗费，导致生态调节能力大大降低;战争在毁灭人类文明的同时，使生态环境资源遭受重创。王子今的《秦汉时期的朝那湫》[60]，讨论了西北高原湖泊朝那湫的历史演变。《秦汉长城的生态史考察》一文，载《中国(香港)长城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61]，则提示了以生态史眼光考察历史遗存的可能。作者分别论述了“长城：生态区的分界”、“长城营造对于区域生态的影响”、“生态变迁与长城兴废”等问题，从新的角度考察秦汉长城的规划、施工，以及秦汉长城的作用，提出了有意义的新见。他的《“金线狨”：金丝猴的故事》[62]一文，也涉及秦汉生态环境的变迁。杨振红《论汉代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一文，收入《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论文集[63]，本文以汉代西北和长江中下游为中心，具体分析了这一时期自然环境变迁和人的活动之间的关系。作者不同意片面强调人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指出，人口迁移可以部分改变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但其影响不能估计过大。两汉时期气候由温暖潮湿向干燥寒冷的转变，是自然环境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同时，自然环境的变化，也为人口迁流方向提供必要前提。
王子今的《秦汉交通史稿》于1994年出版之后，曾屡获好评。他有三篇更为具体和细致的考证新作：《秦汉“夜行”考议》[64]，《四川汉代画像中的“担负”画面》[65]，《秦陵步兵俑的行縢》[66]，都从不同角度推进了秦汉交通史的研究。特别是“夜行”一文，不仅指出了“夜行”是一种特殊的交通方式，还具体考证了民间“夜行”现象、“夜行”的形式、“夜行”之禁等问题，饶有深意的是，他进一步从 “圣人贵夜行”的古籍记载，试图揭示“夜行”的神秘内涵和象征意义。一个不被常人注意的问题，王子今可以做出一篇恢恢洒洒的考论文章，就是他的功力之所在。可以说，作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当时多种具体的交通方式的讨论，深化了对秦汉交通史的认识。彭卫《汉代旅舍蠡测》[67]一文，对传舍这一出现于先秦至汉代更为系统规整的信息传递机构，做了富有新意的探索。他把文献资料和居延新简、悬泉汉简的资料相结合，对传舍的类别、管理方式、职能、以及汉代人士的旅行恐惧，均做了论述。最后提出，“传舍的一系列规定明确显示，政治等级是其运行的基本原则，政治秩序也由此得到肯定和规范。这个原则的进一步扩展必然是将‘非政治人群’从‘政治人群’中剥离出去，‘政治人群’和‘非政治人群’的抽象符号以生活鸿沟的具体表现得以展现。”显然是见微知著的史家眼光。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研究，王子今有两篇内容相关的论文，《秦国上层社会礼俗的性别关系考察》[68]、《秦国女权的演变——从秦国两位太后说起》[69]，认为宣太后和秦始皇太后都在政治上专权，这种政治异常往往又与道德异常相伴随，即专权的太后每有后宫秽行的传闻。这既是秦重女权的体现，更可以证明“秦与戎翟同俗”是确实存在的文化倾向。对生活上不谨的太后的处置方式，前期秦昭王较为宽和，后期秦始皇则较为严厉，由此可以看出秦国的女权也经历了盛衰变化。思路旨趣大致相同的还有葛志毅《秦汉风俗与贵族女权》[70]一文。宋超《汉匈两种和亲模式下女性的命运与形象》[71]，则从国势盛衰的角度，分析了肩负政治使命的女性的景遇变化，讨论了在汉匈之间“兄弟”式和亲与“臣服”式和亲两种模式下她们必须面对的不同归宿和象征意义。薛瑞泽《论汉代的夫妻关系》[72]，高凯《〈二年律令〉与汉初女性权益保护》[73]等论文，也各有可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