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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

顾颉刚先生(1893—1980年)是我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术大师。他的史研究，对我国近、现代史学有着深刻影响。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顾先生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继承并发扬我国历代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吸取当时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知识，运用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考研中国古代历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疑古思想。他的疑古思想在当是中国历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很多历史学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系统考辨先秦至两汉古书中有关古史的记载，先后发表了三百多篇研究古史的文章。他们相互问难质疑，展开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古史讨论，形成了著名的“古史辨派”。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是“五四”以来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潮的一个重要侧面，对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顾颉刚先生疑古思想产生的时代原因是什么?其学术渊源为何?顾先生的这一思想及其史学研究实践在学术上有何得失?本文试就这几个问题略作探讨。

一、“五四”时代精神的产物

中国的封建史学虽没有象西欧中世纪史学那样沦为寺院的编年体，但两千年来它始终为儒学经学所支配，其中充斥了宗教迷妄。虽然曾有这一些进步的历史学家，如司马迁、刘知几、郑樵、顾炎武、崔述、章学诚等，对这笼罩着神学光环的正宗史学进行过斗争，提出过一些具有“异端”色彩的史学观点，但他们总是被正宗学者攻击为“非圣无法”、“妄诬圣哲”，他们的进步史观总是被封建统治者视若洪水猛兽而遭到无情压抑。这样，终二千数百年封建之世，以儒家经学为形式的正宗神学一直是支配中国史学的统治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倡导政治革命的同时，展开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他们高扬“史学革命”大旗，学习、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提出自己的历史理论，对封建史学进行批判，形成对传统史学的冲击。但中国的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北方的不成熟性，同时也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资产阶级思想家、史学家在同封建传统史学进行斗争时，不可能最终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们往往以儒家经学为形式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比如编著《中国古代史》的夏曾佑，既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阐述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又不能不固守今文经学的传统观点。又如首倡资产阶级“史学革命”的梁启超，最终也向封建文化妥协。因此，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以儒家经学为形式的正宗神学支配中国史学的状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思想文化革命。当时，许多进步思想家揭橥民主与科学旗帜，全面抨击封建主义社会制度与封建传统文化。他们“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1)，在他们猛烈的进击下，儒家思想及一切封建偶像的权威发生了动摇。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历史学家们挣脱儒家经学桎梏，运用近、现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种思潮的产生，都必然有着其所以产生的深刻原因。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震动史坛的疑古思潮，也不例外。顾先生的学术活动开始于1920年，以疑经辨伪、考研古史为主要内容。他既不像十八世纪的汉学家那样，为逃避现实而躲入故纸堆里做草木虫鱼的烦琐考订，更不像混迹于当时社会中的封建余孽那样，为对抗日益高涨的民族民主革命而叫卖国粹。“五四”时期，顾先生身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他深受时代潮流的激荡，自觉地以摧毁封建偶像，打破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古史体系为己任。这是“五四”时代精神在史学上的反映。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研究中发现：中国古史里裹藏着许多偶像，帝系所代表的是种族的偶像，王制所代表的是政治的偶像，道统所代表的是伦理的偶像，经学所代表的是学术的偶像。这些封建偶像支配着中国的古史。因此，为了建设真实的、科学的古史体系，必须彻底摧毁这些偶像。顾先生自述疑古辨伪的目的是：“要使古人只成为古人而不成为现代的领导者;要使古史只成为古史而不成为现代的伦理教条，要使古书只成为古书而不成为现代的煌煌法典。”(2)

从摧毁封建偶像这一根本目的出发，顾颉刚先生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他的这一古史观，包含有三个意思：第一，在古史记载中，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虽不能知道某一件史事的真实状况，但我们可以知道这件史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3)在答复刘掞黎、胡堇人二氏的质难时，他又进一步提出：要探明中国古代历史的真相，必须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他认为，只有这四个打破，才能使我们不上战国以来封建文人的当，才能真正突破儒家经学的桎梏，建设起真实的、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4)顾颉刚先生关于中国古史的这些基本观点，冲毁了二千多年来儒家精心营造的古史神庙，使历代相传的君统、道统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这是对中国传统的封建史学的一次深刻革命。许多历史学家，在顾先生疑古思想的影响下，抛却了传统观念，树立起必须以理性尺度重新衡量一切史料的信念。他们不仅不盲目信古、从古，而且逐渐地由疑古而释古，又由释古而考古，逐渐地运用近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史料，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这就使中国古史研究走入了一个新天地。

二、疑古思想的渊源与特色

我国古代史学史上有着疑古辨伪的优良传统，它是与封建正宗史学针锋相对的。比如汉代司马迁，在汉儒“天人之学”盛行的年代里，他不以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神学世界观阐述历史;而是“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力求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历史发展的轨迹。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批评《春秋》“巨细不均、繁省失中”，“真伪莫分，是非相乱”，不过是一部“菁华久谢”的陈籍。批评《尚书》“略举纲维，务存褒贬，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其史料价值连诸子百家之书都不如。清代姚际恒著《九经通论》，从师承关系、学术渊源、典章制度、文体句式等各方面考辨古书真伪，把儒家经籍区别为“别伪”、“存真”两大类，说《易经》、《周礼》皆系后人伪造，绝非圣人之言。这些古代学者，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没有能够脱离儒家经学樊篱，但他们不盲目信古从古，坚持独立思考，敢于怀疑，相对地动摇了儒家经学的权威，从而形成了史学史上疑古疑经、辨伪求真的优良传统。顾颉刚先生正是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而形成了自己的疑古思想。

1920年，顾颉刚先生写成最初的学术论文《郑樵传》和《郑樵著述考》，并由研究郑樵而开始接触姚际恒、崔述的著作。他又通过标点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对古往今来作伪与辨伪的人物、事情获得了清楚的认识。在《崔东壁遗书·序》中，顾先生写道：“古人太没有历史观念了，所以中国号称有五千年的历史，但只剩下微乎其微的史料。”正因为缺乏真实的史料，所以史书中便“只得收容许多传说。这种传说有真的，也有假的;会自由流行，也会自由改变。改变的缘故，有无意的，也有有意的。中国的历史，就结集于这样的交互错综的状态之中。”(5)所以，顾先生认为：我们研究历史，第一步工作便应当是搜集史料，审定史料。我们不仅要继续从事古代学者做过的辨伪工作，而且我们的辨伪工作一定要比他们更进一步。古代学者辨伪有一个根本缺点，就是“必要拿自己放在一个家派里才敢说话”(6)，这就不可能真正摆脱人话、鬼话、神话兼而有之的儒家经学的束缚，其结果是没能做到真正的辨伪，而且在辨旧伪的同时又造出了许多的新伪。我们生活在扫除了一切封建偶像的思想解放的时代里，没有任何外在的异己力量可以禁锢我们的思想，我们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意思尽量发出，别人的长处择善而从，不受家派的节制。”(7)因此，顾颉刚先生提出想做三种书：《伪史源》、《伪史例》和《伪史对鞫》。他说：所谓“源”，就是伪史的“递变之迹”;所谓“例”，就是造伪者的心理，即伪史所以能成立并流传开来的原因;所谓“对鞫”，就是把造伪者相互“牴牾的话集录下来，比较看着，教他们不能作遁辞”(8)。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封建史学全部失其之点，也才能使今日与未来的新史学成为建筑于真实基础上的历史科学。因此，同古代学者疑古惑经、辨伪求真思想相比较，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确是一种彻底的去伪存真的理论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