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半个世纪以前写下的这段话，在今天的社会实践中，仍具有现实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是一般地倡言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而是从一般意义上提高认识进而结合自身的工作来提出问题的。他十分诚恳地说：

我作为一个历史教师，同时又作为少数民族中的一个成员，愿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结合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种结合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完全必要的。

他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这种必要性，认为，“第一，国内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第二，国内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历史创造的过程中，有不少特出的贡献”;“第三，国内少数民族也都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第四，国内各族人民的亲密团结，是有历史传统的”。作者从历史上论证了这些见解，最后指出：

总之，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不只可以更宽广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并且还深刻了、强化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这一方面是通过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而更加巩固了各族人民底团结;又一方面是由于各族人民团结得更加巩固，而大大地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效果。所以，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方在展开的今日，把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结合的问题提出来，有完全的必要。也许有人认为对于少数民族史知道得太少，不易结合。这是事实。但如果你不愿用功钻研，你就永远不知道。你多钻研，就多知道一些。钻研的人多了，用功的时间久了，自然知道的也就多了。这也是事实。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新中国的历史表明，白寿彝先生在50多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具有多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同时，也证明白寿彝先生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思想的深刻和影响的广泛。

对于白寿彝先生来说，从爱国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从现象上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实质上看，这同他的生活经历、“师友之益”以及出自内心的追求真理的自觉要求是密切相关的。抗日战争时期，白寿彝先生在云南大学执教，同楚图南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新中国成立之初，白寿彝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同侯外庐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活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楚图南、侯外庐对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止是学术上的，而且也是思想上的。侯外庐先生是新中国时期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对推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改造旧的史学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突出的事例，是侯外庐先生在历史系组织中国通史教学改革小组，而白寿彝先生是组长。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摸索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改革中国通史的教学。白寿彝先生在小组中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注：见刘淑娟《侯外庐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今天看来，这或许是白先生比较系统地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开端，并对他此后50多年的治学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白寿彝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深入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他着重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民族史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从1951年出版的《回回民族底新生》一书的末章中，可以看出白先生当时已经系统地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毛泽东关于民族工作的一些论断和指示，格外为白先生所重视;从1952年出版的《回民起义》资料集的《题记》中，可以看出白先生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观察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分辨历史文献所反映出来的阶级分野和所记史事的真伪;1954年，白先生发表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改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注：见《新建设》，1954年第1期。)等等，表现出一位忠诚于人民的史学家追求真理的自觉和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