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白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史学遗产，他发表的《谈史学遗产》和《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二文，是这方面的很有影响的撰述。在《谈史学遗产》一文中，白先生深入地讨论了经典作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的问题。他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中写道：

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有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搞得很清楚。经典作家所指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都是采用大工业生产以后的历史现象。在此以前，比如在封建社会或更早的奴隶社会，是否也可以有这样的萌芽呢?如果中国封建社会已有了这样的萌芽，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呢?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下子说得清楚，需要从长讨论的。(注：《谈史学遗产》，见《学步集》第153页，三联书店1962年版。)

白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史学遗产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他在其后的研究中，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在中国史学上是存在着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的，从而为科学地总结中国史学遗产开辟了新的路径。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中，白先生论述了“精华和糟粕”、“规律和成果”、“理论和资料”等三个问题。其中，最具有理论意义的方面，是作者关于规律的论述。白先生指出，发掘和描述中国史学上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规律、朴素辩证法观点的历史观点的发展规律，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同时，他还指出，研究中国史学上的技术层面的规律、历史文学发展的规律，也是必要的。本文最后又着重强调了应当注意到“中外史学的发展应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也必有各不相同的民族特点”(注：见1964年2月29日《人民日报》，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595-60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从这两篇论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白先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深刻地剖析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显示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十年“文革”，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以及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中国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大大提高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历史时期，白先生在历史研究和社会活动方面，都显示出他作为一个忠实的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色。这个时期，是他的学术生命最活跃的时期，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他所涉及到的一切领域。他发表了关于对中国封建社会认识的理论，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认识，关于史学遗产的新认识，主编了具有中国史学特点的《史学概论》，以及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理论，关于中国通史和中国通史编纂的理论，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等等(注：参见《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以上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3-40页);《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收入《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46-6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第639-649，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关于<谈史学遗产>》、《谈历史文献学》、《谈史书的编纂》、《谈历史文学》(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494-550页);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第307-341页);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白寿彝著《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155-306页等。)。他的这些认识和理论，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下，结合具体的研究对象，根据可靠的事实和文献，提出新的结论，进行新的理论创造。这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概括说来，这就是一位爱国者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程。白寿彝先生以其丰富的理论遗产和史学著作，表明了他是一位热忱、忠实而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二、博洽、专精、卓识的史家

白寿彝先生是一位兼擅博洽、专精而又以卓识著称于世的史家。白先生的著作，有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史学史;他主编的著作有《中国通史纲要》、《史学概论》、《回族人物志》(4卷本)、《中国通史》(12卷22册);他的论集有《学步集》、《史记新论》、《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中国史学史论集》等。其中，《白寿彝史学论集》包含了八个方面的内容，它们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教育，史学评述，史学遗产，史学史论，史学史教本初稿，朱熹撰述丛考，序、跋、书评、札记。综上，可见他的博洽。

白先生治史，不赞成务广而疏，提倡博洽与专精互补。他撰写的《中国交通史》出版后，被认为“举凡有关中国交通文化而可为典据之文献，全部搜用无遗，且都注明出处，确是一部标志着中国交通文化史著中最高水平的作品。”(注：牛岛俊作《中国交通史》日译本序，见《中国交通史》附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重印本。)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出版后50年即198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重印时，国内尚无此类著作问世。由此，我们又可以略知撰写此书的艰难。白先生早年曾致力于朱熹思想研究，有些文稿在“文革”中遗失了，现就仅存“朱熹撰述丛考”所收的7篇论文来看，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有深厚功力的。白先生关于回族史的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和开拓的作用，受到广泛的关注(注：参阅李松茂《白寿彝和中国回族研究》，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的3期。)。白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如他与王毓铨先生合作的《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以及他自己撰写的《明代矿业的发展》(注：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46-142页。)，都是有精深研究的论文。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更是蜚声中外。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撰写的《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注：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829-998页。)，尽管他本人事后并不十分满意，但在当时确是达到了最新的高度，在今天仍有许多值得参考的地方。他在80年代所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反映出了他在理论思考和撰述体系上对中国史学史的整体认识;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书，大多是精粹之作(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4月出版，2001年10月第2次印刷。)。

当然，博洽和专精，最终还是要体现出卓识来，才可能产生出创新的学术。这一点，正是白先生治史的特点和优点所在，是他在学术界受到人们敬重和钦佩的根本原因所在。

白先生在治史方面的卓识和创新，反映在他所涉及的各个领域。因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胪列，这里只从几个方面举例说明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