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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上博藏竹书《从政》篇“五德”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从政》篇是关于孔子政治思想研究的重要文献，其中有“五德”的概念，而儒家有重视德治的传统，这一概念颇引人注意。该简文见于甲篇第五、六、七简，其原文是：
闻之曰：从正(政)，□(用)五德，固三折(慎)，除十怨。五德：一曰愋(宽)，二曰共(恭)，三曰惠，四曰仁，五曰敬。君子不愋(宽)则亡(无)(甲篇第五简)以(容)百姓;不共(恭)则亡(无)以除辱;不惠则亡(无)以聚民;不仁(甲篇第六简)则亡(无)以行正(政)，不敬则事亡(无)城(成)。(甲篇第七简)
简文中的“□(用)五德”所阙之字，原释文为“敦”。何琳仪先生释为“用”，他说：“敦”左下从“羊”，与“墉”有别。按，简文“墉”当读“庸”。《说文》“庸，用也。”【1】可从。“用五德”即行用五种德行。“固三折(慎)”，中的“折”，原整理者认为“可读为‘誓’”。其他学者有的认为应为“制”，有的认为应为“慎”。我们认为读为“慎”是正确的，此字与甲篇第四简“君子慎言而不慎事”之“慎”字形相近。这样，“徳”与“慎”、“怨”所说都是“内在的情志”问题。所述“五德”，其中“一曰愋”之“愋”，原整理者认为当读为“宽”，即宽和、宽厚。《从政》认为“宽”与“恭”、“惠”、“仁”、“敬”共为为政者需要励行的美德。
在《从政》篇中，“德”属于政治道德范畴。该篇名曰《从政》，原整理者根据“两组竹简长度各异，编绳部位亦不相同”【2】，而将《从政》篇分为甲、乙两篇，研究者已经指出，无论在简长、字体、编绳数目与位置等方面，两篇都没有什么明显差别。而且，被分为甲、乙两篇的《从政》其实可以编连到一起，应属于同一篇。【3】
《从政》的定名与本篇主题相应，比较确当。原整理者张光裕先生指出：“甲、乙两篇内容多次强调‘从政’所应具备之道德及行为标准”【4】，而且“从政”一词两篇中也多次出现。还有，研究者已指出该篇内容与《论语·尧曰》倒数第二章之间的联系【5】，以前就有人说到该章可以名为《从政》。《论语》原有《齐论》、《鲁论》、《古论》的分别，篇数也有不同。《汉书·艺文志》著录《古论》二十一篇，其中有两篇《子张》，如淳在注《汉书·艺文志》时说：“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名曰《从政》。”不知何据。但本篇定名为“从政”，也算是前有所承。
“德”的出现很早，在中国早期文化发展中有突出地位。阅读古代典籍，各式各样的“德”以及与之相同、相近的概念几乎随处可见。儒家重“德”，而在儒家学派形成之前，不少早期文献对于“德行”体系就进行过概括【6】。有的是归为三德、四德、六德、九德，有的归为三行、三达道、四道、五教、六行、七教、八政、九行、九守、十伦等等，名目不一，内容也有很大区别。就内容而言，这些德目有的表述了个人的品质，有的则是社会基本的人伦关系，有的是两者结合在一起。大要别之，有的属于政治，有的则属于伦理。但综合儒家学说，把这些德目放在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考察，其实它们又没有严格的界分。这些所谓的“德行”分别出现于《尚书》、《左传》、《礼记》、《逸周书》、《周礼》等早期典籍，从中可以看出，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德行的传统，儒家的道德体系正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7】
《从政》中出现了“五德”一辞，整理者说它是“先秦典籍中未之见者”，“于先秦典籍中乃首次出现”。其实，“五德”一辞先秦时乃多次出现，只是像所谓“九德”、“六德”、“四德”一样，名目虽同，内容却有差别。如：
《庄子·天运篇》：“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後调理四时，太和万物。”
《孙膑兵法·教法》：“处国之教奚如?曰……孝弟良五德者，士无壹乎，虽能射不登车。”
《管子·禁藏》：“夏赏五德，满爵禄，迁官位，礼孝弟，复贤力，所以劝功也。”
《逸周书·大聚解》：“五德既明，民乃知常。”
此外，《史记·夏本纪》有“出入五言”句，《索隐》引刘伯庄云：“五言谓仁、义、礼、智、信五德之言。”
这些典籍都是先秦时期成书。其中，《庄子·天运篇》的时代原有争议。《天运篇》属于《庄子》的《外篇》，一般认为，《庄子》的《内篇》比较可靠，《外篇》和《杂篇》则时间较晚。但新出地下材料改变了人们的这种认识，湖北江陵张家山、安徽阜阳双古堆两座汉墓中均发现了《庄子·杂篇》的竹简，根据研究，已经可以证明《庄子》的《外篇》和《杂篇》成书应该“距离庄子活动的时间不远”，很可能就在先秦时期。【8】
上述典籍中出现的“五德”，其内涵可谓各不相同，自然也区别于《从政》的“五德”。由此，我们可以对《从政》的“五德”进行具体分析。
儒家的“德”本是继承周人而来。新近公布的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珍贵的青铜器“遂公盨”，其铭文除记载大禹治水的经过，还以大段文字阐述德与德政，并教诲民众以德行事。不足百字的铭文，仅“德”字就出现了六次，而且内涵颇为宽泛：要求民众既要注重修身养性，做人要“齐明中正”，还要孝顺父母、兄弟友善、婚姻和谐，注重对祖先和神灵的祭祀。君王及官吏要有德于民，顾念黎民百姓，唯此百姓才能“好其德”，天下才能长治久安。
“遂公盨”铭文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是“周人尚德”的实证，表明当时中国“德”的思想已相当丰富、系统，“德治”观念已经形成。中国德治思想的渊源——孔子的“为政以德”主张，是对周人思想的总结与概括。【9】
孔子及其门徒提出的德目很多，这些德目有的见于儒家以前的典籍，有的属于儒家的揭示，反映了儒家重视德行伦理的学说特征。他们谈论“尊尊”而“亲亲”，常常论述“孝悌”与“忠信”;他们说到过“仁、义、礼、智、信”，又说到过“温、良、恭、俭、让”;《论语》中说 “恭、宽、信、敏、惠”，《从政》又说“宽、恭、惠、仁、敬”。其他例如“慈”、“友”、“直”、“刚”、“和”、“恕”之类。如果把这些德目大致以“家庭道德”和“个人品格”加以区分，《从政》篇所说的“五德”自然应该属于“个人品格”的范畴。
孔子所处的社会是典型的宗法农业社会，孔子和早期儒家的政治伦理观念当然是由家庭伦理出发的。儒家思考社会人生的结果，要求人人“修身”、“修己”，进而“安人”、“安天下”。由个人而社会，由家庭而国家，最后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对“为政者”的个人品格提出了种种期望。儒家对于统治者的道德要求，都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演出来的。
在《论语·尧曰》的倒数第二章中，子张问孔子如何才能管理好政事，孔子回答说应该“尊五美，屏四恶”。《从政》篇中有“四毋”之说，论者指出了其可与《论语·尧曰》的倒数第二章对读，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