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1对于历史小说家或剧作家来说，往往是不可追寻的。但我们又必须认识到，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的真正的生活源泉，正是历史1。唯有历史1是才是活水源头。因此真正严肃的历史小说家或剧作家，为了历史真实，总是要通过查阅正史以外的其他历史资料，亦补正史之不足。同时也可以通过对曾经发生过某个历史事件的地点环境的勘探，考古的实物发现，都可以从中看到一些蛛丝马迹，以增加创作历史真实性。如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生活的自然环境、地势、地貌，生产力发展的具体状况，尽管今天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但其中一定还有不变的成分可供创作时参考。特别是某地的民风民情民俗，从衣食住行到住家细节，都有参考价值，决不可忽略过去。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历史小说、历史剧，从地理环境到语言到生活细节，都现代化了，这就不能不影响作品的历史真实。如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其中的语言过分现代化了，有一些后人才说出的名言，少数民族才有的谚语，今天人刚刚才说了几年的话(如“底线”之类)，都出现在剧中，不能不让人感到十分失望。另外据有的历史学家说，《汉武大帝》中关于“精钢”的情节，也完全是失真的。西汉时代，汉朝人的炼铁和炼钢技术都是周围国家无法比拟的。不是匈奴人掌握“精钢”技术封锁汉朝，而是汉朝的炼铁、炼钢技术更高，不得不对匈奴人封锁。造成此种错误的原因之一，就是作者完全忽略了历史1。我反复说过，历史1作为历史的本真原貌是不可整地追寻的，但其中可能还有若干历史的碎片，也许还残留民间，或残留在考古的发现中，艰苦的实地考察和勘探，对考古文物的重视，仍然是必要的，对于文学这种十分注重细节的艺术种类说，如何真实地再现某个历史时期的生活状貌，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说历史1的考察对于历史3的创造，仍然是创作的源泉与基础之一，丝毫也不能忽视。
在从历史2到历史3的过程中，即根据史书所提供的资料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对于史书的记载，不能不信，又不能全信。如我在前面已经反复说过，史书不完全是客观的，里面夹带了主观成分。因此历史小说家和历史剧作家面对史书必须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辨析的工作。就历史的框架和时间断限来说，可能史书是很有用的，但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观点，就有可能存在许多历史局限。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总是歌颂帝王将相，而批判农民起义及其英雄，把农民起义称为“造反”，把农民起义的代表人物称为“贼”，这完全是历史的颠倒，应该颠倒过来。历史典籍无疑都是历史小说家、历史剧作家十分重视的，但的确存在一个如何阅读的问题，用什么观点去阅读的问题。
另外既然历史3是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它属于文学范畴，那么如何超越历史典籍，让所描写的内容具有想象性、诗意性，就是很自然的。他们无疑要重视历史典籍，但又不能照搬历史典籍。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的艺术想象，是作品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说，历史典籍是干枯的记载的话，那么文学家笔下的历史就必须赋予这干枯的记载以鲜活的血和肉，赋予以深邃的灵魂，把某种意义上的死文字变成正在演变着的活的故事。从历史2到历史3的想象就就成为真正的考验。以《三国演义》为例，其中的诸葛亮设计的“空城计”，几乎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但这情节完全是“想象”、“虚构”。《三国演义》长篇小说，以及后来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就不是完全照搬历史，如果照搬历史事实，创作就不会成功，《三国演义》(包括小说和电视连续剧)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就在于它有很充分的想象。在这里，小说家和编导何等生动地写出了诸葛亮超人的智慧、沉着、勇气和才能，作者简直对他倾注了无限的赞美之情，但历史的事实如何呢?你查一下《三国志》那个历史书就知道，历史上一些没有的事情，被说得真实可信，甚至绘声绘色。譬如，诸葛亮一生只是在最后一次北伐时，才与司马懿在渭水对峙。诸葛屯兵陕西汉中阳平时，司马懿还是湖北担任荆州都督，根本没有机会与诸葛亮对阵。“空城计”情节完全是作家想象的产物。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历史1作为历史的原貌是历史题材创作的源泉，虽然它往往不可寻觅，但历史小说家和历史剧作家还是要尽力去寻觅，即或只能获得一些碎片，也是有意义的。历史典籍作为历史2是创作的基本资料，当然是重要的，需要十分熟悉，也需要加以辨析，但不能原样照搬。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必须有辽阔的诗意想象空间。只有在深度的艺术加工的过程后，我们才会获得作为历史3的历史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