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传之孟轲 , 轲之死 , 不得其传焉。荀与杨 , 择焉而不精 , 语焉而不详。 ( 《原道》 )

这就是说 , 他认为孟子是他之前最后一位正统儒家的代表 , 孟子之后的荀子、扬雄之辈 , 则乖离了正统。故韩愈直宗孟子 , 并自比孟子 , 立志承续早已失掉了的圣人之道。他说 : “孟子云 : 今天下不之杨则之墨 , 杨墨交乱 , 而圣贤之道不明” ; 而他所处的时代 , 是“释老之言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 , 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 , 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在儒家道统中独许孟子 , 这是韩愈在许多地方都表达过的意思 : “吾读孟轲书 , 然后知孟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 , 王易王 , 霸易霸也。以为孔子之徒殁 , 尊圣人者 , 孟氏而已。晚得杨雄书 , 益尊信孟氏 , 因雄书而孟氏益尊” ; “孟氏 , 醇乎醇者也。荀与杨 , 大醇而小疵” ( 《读荀》) 。“自孔子殁 , 群弟子莫不有书 , 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 , 故吾少而乐观焉” ( 《送王秀才序》 ) 。

韩愈之所以独推孟子之学 , 与孟子的思想体系为精致的心性之学有密切联系。孟子的儒学理论 , 以先验的心性为本体 , 以道德修养的自我完满为旨归。在战国时期 , 他以内向的路线重铸儒学 , 与荀子的外向路线形成鲜明的对照。而正是孟子的心性之学奠定了中国心学的基础 , 它不但对后来的儒者 , 而且对于佛学都有重大影响。可以说 , 如果没有孟子 , 也就不会有后来道安的佛性论 , 更不会有禅宗等大乘佛学的兴起。但两汉以来的儒家内部 , 只重视经典文本的章句训诂 , 以对经典的外在阐释为唯一要务 , 丢掉了孟学这一宝贵资源。魏晋以来 , 儒学更是在佛老的冲击下走向式微。迨至唐代 , 在三教争雄的局面中 , 儒学处于最弱的劣势 , 其原因 , 就是因为它一直停留在汉代的经学水平上 , 颜师古、孔颖达等人所修的《五经义疏》一直被奉为儒家的圭臬 , 便是明证。事实证明 , 儒学若不在内容上革故鼎新 , 则会被威势显赫的佛禅挤出历史舞台 , 成为绝学。这就是唐代儒者所面临的严重局面。而复兴儒学的关键 , 必须在原始经典中找到具有现实性和生命力的资源作为号召。这 , 便是韩愈为什么提出儒家道统、并在道统中独宗孟子的原因。一句话 , 他要以孟子的心学为起点来重铸儒学 , 以抗衡在当时士人心中极有市场的佛学心学。再从当时儒者的心态来看 , 安史之乱以后 , 国势的急转直下 , 亦使他们的思想由开放转入内敛 , 由兼济变为独善 , 由寻求外在的事功转而追求内部的涵养 , 这又是中唐以后儒学转型的社会心理背景。而儒学的这种转型 , 就是首先从韩愈的道统论和宗孟论中透露出来的。孟子在儒学宗统中正式被尊为亚圣 , 始于宋儒 ; 而宋儒的尊孟思想 , 则来自韩愈①。

当然 , 韩愈对于儒学转型的贡献 , 决不止于透露消息 , 他做了具有实质性和开创性的思想引导 , 这集中表现在他对孟子的思想核心的阐发上。我们注意到 , 韩愈于儒学首重“仁义”二字 : “平生企仁义 , 所学唯周孔” ( 《赴江陵途中作》 ); “仁义存乎内 , 彼圣贤者能推而广之” ( 《答陈生书》 ); “行乎仁义之途 , 游乎诗书之源 , 无迷其途 , 无失其源” ( 《进学解》 ); “必出入于仁义 , 其富若生蓄万物 , 必具海涵地负 , 放恣纵横 , 无所统记 , 然后不烦绳削而自合也” (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 。如此等等 , 都是这类说法。而“仁”与“义” , 正是孟子的理论体系中带有本体性的核心范畴。《孟子》七章中曾屡次强调过它 , 如“王何必言利 ? 亦有仁义而已矣” ( 《梁惠王下》 ); “舜明乎庶物 , 察乎人伦 , 由仁义行 , 非行仁义也” ( 《离娄下》 ); “问曰 : ‘士何事 ? '孟子曰 : ‘尚志。'曰 : ‘何谓尚志 ? '曰 : ‘仁义而已矣。居仁由义 , 大人之事备矣'” ( 《尽心下》 ), 如此等等 , 说明孟子的哲学正是以“仁义”为核心的。而韩愈在这一点上与孟子完全一致 , 他在《原道》一文中曾经强调地说 : “吾所谓道德者 , 合仁与义言之也 , 天下之公言也 ; 老子所谓道德者 , 去仁与义言之也 , 一己之言也” ( 《原道》 ) 。清人钱大昕对韩愈在此处的论旨有一段深入的阐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