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氏云 : “失道而后德 , 失德而后仁 , 失仁而后义”。又云 : “大道废 , 有仁义”———所谓“去仁与义言之也” ; 孟子曰 : “尧舜之道 , 孝悌而已矣。仁之实 , 事亲是也 ; 义之实 , 从兄是也。道在迩而求诸远 , 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所谓“合仁与义言之也”。退之《原道》一篇 , 与孟子言仁与义同功。 (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原道”条 )

这里 , 钱大昕在阐释韩愈的论旨时特别点出他与孟子的“仁义”说的联系 , 是对孟韩思想之相通深有会心的。而在孟子看来 , “仁”与“义”的本体为心性 , 它们作为人们的先验的善良本性 , 原本即存在于人心的内部 , 是无待于外的。人们学道的目的 , 不过是“反求诸己” , 在自己的内心发现本已有之的仁义之性而已。这用孟子的话说 , 即“反身而诚 , 乐莫大焉” ; “君子深造之以道 , 欲其自得之也” ( 《离娄下》 ) 。在孟子那里 , 儒学的最高目标并非建立外在的事功 , 而是内在仁义道德的修养。一个人如果在内心树立了仁义 , 虽无待外化 , 而必然外化为仁行义举。故孟子反对把学道的目标定在外部 , 而主张定在内心道德的自我完成。而这也就是转型之后的宋学所专门致力的“内圣”的基本倾向。韩愈对内在仁义的强调 , 正反映这一转型的开端。与孟子一样 , 韩愈特别强调仁义之道德的“无待于外”的特点 : “博爱之谓仁 , 行而宜之之谓义 , 由是而之焉之谓道 , 足乎己无待于外谓之德” ( 《原道》 ) 。如果说 , 这种思想在韩愈那里还稍嫌简略的话 , 那么它到了韩愈的门人李翱那里 , 就颇具系统了。李翱的《复性书》 , 是在韩愈的直接启示下写出来的 , 它阐扬孟子的先验心性说 , 又从作为论敌的佛教禅宗那里借用了某些思路 , 从而明确显示了道学的理论面目。

正是出于这种以内在的道德为本的思想 , 故韩愈谈作家写作的条件 , 也就特别强调主观心性的修养。他说 :

夫所谓文 , 必有诸其中 , 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 , 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 , 气大而声宏 , 行峻而言厉 , 心醇而气和。昭淅者无疑 , 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成人 , 辞不足不可以成文。 ( 《答尉迟生书》 )

将蔪于古之立言者 , 则无望其速成 , 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 , 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 , 膏之沃者其光晔。 ( 《答李翊书》 )

韩愈把作家的文采看作是他内在德行的必然表现 , 故提高文学才能必须以修德为基。修什么德呢 ? 当然首先是儒家的“仁义” , “道德之归有日矣 , 况其外之文乎 ? ”“仁义之人 , 其言蔼如也” ( 《答李翊书》 ) 。这一点 , 是韩愈与他之前不少提倡古文的儒者一致的地方。入唐以来 , 先后曾有一批儒者倡导古文 , 而他们的共同观点就是倡导作文要以道德为根本。如裴行俭说 : “士之致远 , 先器识而后文艺” ( 《旧唐书·王勃传》引 ), 梁肃谓作家“必先道德而后文学” ( 《长州刺史独孤及文集后序》 ); 李华亦谓“有德之文信 , 无德之文诈” ( 《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 ), 如此等等 , 都是同样的论述。但韩愈毕竟是个文学家 , 他比这些先驱者进步的地方 , 在于他所强调的作家之主观修养中 , 不仅仅只是仁义道德的修养 , 更重要的是文学素养的长期陶冶。他发挥了孟子的“养气”之说 : “气 , 水也 ; 言 , 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必浮。气之与言犹是也 , 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 ( 《答李翊书》 ) 。韩愈所谓的“气” , 与“德”有关 , 但不同于德 , 它实际上指的是作家经过长期的涵养 , 从雄厚的内部积累中所产生的卷舒自如的思维能力和表现能力 , 从“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上看 , 它主要指的是作家自由驾驭语言的能力。也正因为如此 , 所以韩愈讲作家读书 , 在强调“游于《诗》《书》之源”之外 , 又特别强调博览百家之言。他介绍自己的读书经验和写作借鉴之范围 : “仆少好学问 , 自《五经》以外 , 百氏之书 , 未有闻而不求 , 得而不观者” ( 《答侯继书》 ); “上规姚姒 , 浑浑无涯。周诰殷盘 , 诘屈聱牙。《春秋》谨严 , 《左氏》浮夸。《易》奇而法 , 《诗》正而葩。下逮《庄》《骚》 , 太史所录。子云相如 , 同工异曲……” , 总之 , 是“贪多务得 , 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 , 恒兀兀以穷年” ( 《进学解》 ) 。这是一种畅游于广袤浩瀚的文化遗产的海洋中汲取精华 , 并经过长期的涵泳过程以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的态度。它与前代的古文倡导者所强调的“经术之外 , 略不婴心” ( 萧颖士《赠韦司业书》 ); “非夫子之旨不书” ( 李华《赵郡李公中集序》 ) 的论调是完全不同的。所以 , 后来的宋儒往往攻击韩愈的“志于道”只是一个幌子 , 如王安石《韩子》诗云 : “纷纷易尽百年身 , 举世谁人识道真 ? 力去陈言夸末俗 , 可怜无补费精神” , 说他并非识“道” , 只是于文章这一末节上主倡“务去陈言”而已。理学家朱熹也说他“只是要做好文章 , 令人称赏而已” ( 《沧州精舍谕学者》 , 《朱文公文集》卷七四 ); “终生用力深处 , 终不离语言文字也” ( 韩愈《与孟尚书书》考异 ) 。这样的评价 , 对于韩愈来说可能有些冤枉。因为他的“道”决非幌子 , 而是与他“务去陈言”的文学思想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韩愈的“道”是个内在的标准 , 对于作家来说 , 强调其内心修养是根本的修养 , 也就等于要打破作文要遵从的一切外在巢臼。前人于学问之事 , 主张“宏中而肆外” , 通过内部的修养宏其中 , 为文必然会表现为肆其外。因此 , 韩愈对于作家 , 其内部主“宏”与外部主“肆”密切相联。换句话说 , 他的力主内修的道论与力主创新的文论是密合在一起的。

韩愈对诗文的解构及其观点

中唐至晚唐 , 与社会政治和士人的心态的剧烈变动相适应 , 文坛上出现了一股求奇尚怪在形式与风格上嘎嘎独造的文学潮流。因为这一潮流所致力的 , 是对唐以来已臻成熟、稳定的艺术范式的拆解和颠覆 , 故可称之为“解构”的潮流。这一潮流的中坚 , 就是韩愈和他的追蹑者 , 而韩愈是其思想领袖和开风气之先的人。

在不少人看来 , 韩愈在文章上所革除的只是齐梁以来的骈偶风习 ,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 从唐向前推算 , “八代”之衰 , 是从汉代开始。这就是说 , 韩愈不只是齐梁骈偶风习的涤荡者 , 他也是振起汉以来文章衰风的人。苏轼的这种说法 , 与韩愈自己关于文章革命的对象的说法是一致的 : “唯古文章必己出 , 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 , 从汉迄今用一律” (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 足见他所努力矫正的 , 是汉以来就逐渐形成 , 而且直到他所处的“今”还依然存在的“一律” , 亦即传统的、固定的文章风格和范式 , 而不只是隋人眼中的“编句不只 , 锤句皆双”的齐梁骈体。韩愈这种改革的矛头所向 , 从他对自己过去的文章的批判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 比如韩愈曾对自己所写的应试之文表示羞愧 : “自取所试读之 , 乃类于俳优者之辞 , 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 ( 《答崔立之书》 ) 。所谓“类于俳优” , 显然并非指四六骈俪的形式 , 而指的是言不由衷 , 鹦鹉学舌。又说 : “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 , 下笔令人惭。及示人 , 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 , 亦蒙谓之小好 ; 大惭者 , 即必以为大好矣” ( 《与冯宿论文书》 ) 。所谓“俗下文字” , 当指他出于应酬而作的赠答和墓志一类的东西 , 而韩愈所写的这些东西也并不是骈体。再从反面来说 , 倡导古文的韩愈也并非绝对不写骈文 , 如他被后来的追蹑者孙樵誉之为“拔地倚天 , 句句欲活”的代表作《进学解》 , 其中“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 , 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以下一大段文字就皆用排骈。而他贞元十一年所写的《感二鸟赋》、十三年所写的《复志赋》、十六年的《悯己赋》、十九年的《别知赋》 , 也都是骈俪之文。另外 , 在《与冯宿论文书》中 , 韩愈说 : “辱示《初筮赋》 , 实有意思。但力为之 , 古人不难到”。写骈文亦可“有意思” , 亦可“到”古人 , 可见他所推重的古文并不绝对排斥骈偶。

再从唐以来文体的发展情况来看 , 《新唐书·文艺传》曾把韩愈以前的唐文的轨迹分为两个时期 : “高祖太祖 , 大难始夷 , 沿江左余风 , 絺句绘章 , 揣和低昂 , 故王、杨为之伯” , 这是沿袭六朝余风的时期 ; “玄宗好经术 , 群臣稍厌雕琢 , 索理致 , 崇雅黜浮 , 气益雄浑 , 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 , 诸儒争自名家” , 这是盛唐以来以苏颋、张说和一系列古文家为代表的对六朝风习的矫正时期。我们看《全唐文》 , 可发现盛唐以后人所写的文章 , 有不少已打破六朝的四六骈俪 , 从追求辞采转而追求理致和立意。但在文章的表现方式、行文体格以及美学风格上 , 却总有一种自古以来就已形成的代代相沿的东西 , 它作为一种超稳定的深层结构和范式 , 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之中。一般人著文手惯笔滑 , 会不自觉地落入这传统的窠臼。这种隐性的窠臼 , 才是中唐后韩愈等人所努力冲击的对象。

为了实现拆解既定话语结构的目的 , 韩愈对于文体 , 并没有像他以前的古文家那样 , 提出要以儒家的经典作为固定的写作蓝本 , 而是“破”字当头 , 不认可任何既定的范式。他对于古代圣贤 , 是“师其意 , 不师其辞”的 , 所谓“意”即精神。什么是古人最可贵的精神呢 ? 在韩愈看来 , 那就是他们的“能自树立不因循”的创造精神。他说 :

夫百物朝夕所见者 , 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 , 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 ? 汉朝人莫不能文 , 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为之最。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浮沉 , 不自树立 , 虽不为当世所怪 , 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若圣人之道 , 不用文则已 , 用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 , 能自树立不因循是也。 ( 《答刘正夫书》 )

这里他指出 , 圣贤文章之最可贵者 , 即在于它的独创性。这种文章固然会为世所怪 , 但唯其如此 , 才能传于后世。关于为文不摹经典 , 而只学其创新精神 , 韩愈的门人李翱也有同样的论述 , 比如他对经典有这样的赞美 :

浩浩乎若江海 , 高乎若邱山 , 赫乎若日火 , 包乎若天地 , 掇章称咏 , 津润怪丽 , 《六经》之词也。创意造言 , 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 , 如未尝有《诗》也 ; 其读《诗》也 , 如未尝有《易》也 ; 其读《易》也 , 如未尝有《书》也 ; 其读屈原、庄周也 , 如未尝有《六经》也。故义深则意远 , 意远则理辩 , 理辩则气直 , 气直则辞盛 , 辞盛则文工。如山有恒、华、嵩、衡焉 , 其同者高也 , 其草木之荣 , 不必均也。如渎有淮、济、河、江焉 , 其同者出源到海也 , 其曲直浅深、色黄白 , 不必均也。如百品之杂焉 , 其同者饱于腹也 , 其味咸酸苦辛 , 不必均也。此因学而知者也 , 此创意之大归也。 ( 《李文公集》卷六《答朱载言书》 )

李翱此论 , 与其说是一篇对经典的写作技巧的赞歌 , 不如说是一篇叛经的宣言。因为他在赞美经典的创意造言、独立千古的精神之中 , 就断然否定了对经典的摹拟。相反 , 只有超越经典 , 才真正符合圣贤之精神。这是韩愈等人对于传统的“宗经”口号的一次重要发挥。

在写作实践中 , 韩愈最充分地表现了他的解构倾向。他直接向千百年来已形成的话语模式进行冲击 , 用辞有意超出常规 , 避熟滑而趋陌生 , 破齐整而求错落 , 在奇崛的表述之中求得全新的艺术效果。或者“以文为戏” , 打破了千百年来儒者所恪守的一本正经的议论方式 , 尝试用小说的笔法来说理 , 寓深意于调侃之中。他的文风时而险怪 , 时而平易 , 而不论是险怪还是平易 , 实际上都是对传统文章“雅正”之体格的解构。与险怪平易相应 , 他对文章风格也有两种相反的提法 : 一是倡“钩章棘句”、“怪怪奇奇” ; 二是倡“章妥句适”、“文从字顺”。不过从他的文章创作的主要倾向来看 , 求奇尚怪的一面更为突出。故柳宗元谈阅读韩愈文章的感受 , 是“索而读之 , 若捕龙蛇、搏虎豹 , 急与之角 , 而力不得暇 , 信乎韩子之怪于文也” ( 《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 ); 孙樵也说过 , 读韩愈文章“如赤手捕长蛇 , 不施鞍控骑生马 ,急不得暇 , 莫可捉搦。又似远人入太兴城 , 茫然自失” ( 《与王霖秀才书》 ), 足见在时人眼中的韩文之奇险。在对时人作品的评论中 , 韩愈对奇文的推重也是不遗余力的。比如对作文“必出于己 , 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字”的涩体作家樊宗师 , 韩愈曾给与了极高的评价 , 说他“富若生蓄 , 万物毕具 , 海含地负 , 放恣横纵 , 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呜呼 , 绍述于斯术 , 其可谓至于斯极者也” (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 。这与他本人在创作上的解构倾向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