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到了莺莺约会的时候，张生在花园外着急地等待着。一听到红娘发出的暗号“赫赫赤赤，来”，也不认真看清楚来人是不是莺莺，就以为是小姐发出的暗号，就兴奋得一把搂住了红娘，他的举动既莽撞又滑稽。当他真正面对着莺莺时，又变得那样忠厚老实。在莺莺训斥张生时，张生连一句分辩的话也不会讲，一句顶撞莺莺的话也没有说，糊里糊涂地被训斥了一顿。张生原本就文思敏捷，现在却变得笨嘴笨舌，拙于应付。张生这种表现并不是假意装出来的，而是出于内心对莺莺的深爱，出于对莺莺的刻骨相思。
此外，张生在许多地方都表现得既忠厚又懦弱，既滑稽又可笑。爱情路上顺利的时候，信心十足，处处显出其“风魔劲”;然而，一碰到挫折时，又失魂落魄，苦苦哀求红娘的帮助。所以红娘除了常嘲笑他是“傻角”外，还说他“苗而不秀”，是一个“银样锻枪头”。
五、市民喜剧中的张生
张生以志诚感人且带有戏剧性的形象赢得了广大市民的喜爱。但他的形象并非一开始便是这样。张生的形象最早出现在唐代元稹的传记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中。当时在元稹笔下的男主人公张生是一个所谓“善补过”的封建无行文人。然而经过后世民间的不断流传与改造，张生才由一个负心薄幸之人，逐渐变为一个忠于爱情的正面形象，并且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最终得以定型为一个市民喜剧的形象。
张生形象的转变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反映了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转变角度来看：在唐代，国力强盛、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人学士养尊处优，倍受礼遇，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因此在《莺莺传》中张生的社会地位比莺莺的高，其自私负心的行为不免反映出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后来到了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重武轻文，读书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处处受制。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也有所反映，连丫环红娘也称张生为“馋穷酸来”，可见其地位的低下，故此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张生对莺莺的追求会遇到众多外来的干扰，受到重重的波折与磨难。同时，由于市民阶层的空前壮大，作者身处其中，自然而然地融合了民间百姓的审美趣味。在《西厢记》中塑造了一个语言明白晓畅，轻松诙谐的市民喜剧形象——张生。
张生形象的转变并非一个跳跃，他是经过不断地锤炼，更主要的还是受到市民大众的人生观念和审美情趣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作者重视生活上：张生本来要上京赶考，在巧遇莺莺后，他一反传统学子对仕途前程的追求，而将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义无反顾地追求莺莺。与拥有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思想的文人相比，张生是如此的热爱生活。他对自我理想及人生目标的追求，恰恰与潜藏在市民大众内心的人生观念一致，并产生共鸣，故而为市民大众所津津乐道。此外，作者还非常重视喜剧的娱乐作用：剧中张生并不是一个严肃正经的书生，而是一个生动而带有傻气的喜剧形象。作者利用故事情节的突变，充分向观众展现了张生的自身矛盾，在其前后行为抑扬交错的对比中，生动活泼地显露了他的“风魔劲”，嘲笑了他的痴、傻，从中表现张生身上志诚专一的美好品质。作者把张生塑造得生动有趣、诙谐滑稽，非常符合市民大众的审美情趣。由此营造的轻松惹笑的氛围，吸引了观众的笑声，使观众从中得到极大的娱乐与满足。于是一个生气勃勃、幽默诙谐的正面市民喜剧形象便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传诵千古。
六、结论
王实甫笔下的张生是文魁、志诚、傻角的统一体。张生的英俊潇洒、富有才学和胆略，为他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婚姻提供保障。他的志诚是他克服外界各种阻力，冲破重重障碍取得爱情的关键。他的傻气既源于他对莺莺的深情，又使他更加生动可爱。在戏剧冲突的不断形成与演变中，充分地体现了张生性格的复杂性与立体性，给人留下鲜明生动的深刻印象。张生的一切言行皆是真心的流露，他的形象拥有着人性的光辉。
张生这一人物的典型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后世许多爱情题材的文学创作。如在同一时期的《墙头马上》的裴少俊，或稍后的《倩女离魂》的王文举等许多作品中主人公的创作都深受其影响。 《西厢记》中张生的叛逆精神更令后世许多名篇巨著如：《牡丹亭》中的柳梦梅、《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等所继承和发扬。在他们的共同鼓舞下，激励着后世许多青年积极追求爱情婚姻自由，勇于反抗封建礼教。并且共同聚集成一股力量，共同讽刺与冲击着封建礼教与封建制度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