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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于天地之外 别构一种灵奇

关键字：王国维 人间词话 境界说

摘 要：“境界”说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重要美学理论。他提出“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的观点。其“境界”说深受李挚“童心说”的影响，并要求情景交融，意与境浑。他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语语都在目前”，并具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而且“其旨遥深”。本文结合有关的诗词名作加以阐释。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下面结合有关的诗词名作，对王国维的“境界”说作些初步的探讨。

一、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王国维在《惠风琴趣》评语中写道：“惠风词小令似叔原，长调亦在清真、梅溪间，而沉痛过之。疆村虽富丽精工，犹逊其真挚也。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果何为哉!”[1](p235)在这里，王国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正因为作者经历了痛苦磨难，才能创作出“沉痛”、“真挚”的文学作品。王国维认为，离人、孽子、征夫、思妇具有“真感情”，他们的肺腑之音即是绝妙的诗，其原因不在别处，正是因为这些人在人生痛苦的漩涡中深刻体验了苦难。痛苦愈大，体验愈深，则感情就愈真。所以王国维慨叹“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又说：“诗词者，物不得其平而鸣者也。”“真感情”只有那些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人才可能具有。如古代的侠士荆轲，在易水边辞别燕太子丹，西入强秦刺杀赢政，情不自禁地吟出两句诗：“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遂成千古绝唱。项羽被围垓下，四面楚歌，诀别虞姬，悲从中来：“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千年之下，犹闻英雄末路的悲叹。由于“真感情”极其强烈和真挚，它使人进入一种忘我的惝恍迷离状态。因此，真正的诗人尽管是“感自己之所感”，其结果却超越了自己而成为人类全体之感情。正如他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一文中所指出的：“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而读者于此得闻其悲欢啼笑之声”。大凡优秀的文学艺术，都可看作是“苦难之花”，“惟有大苦恼者才能经历到幸福之昙花一现”。这与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中提出的“诗穷而后工”论异曲而同工：“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大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2](3)(p129)诗人在劳苦羁旅草野之中备尝辛酸，磨炼了意志和审美体验能力，遂能以最深切的感受去描述和表达，终臻于“妙”、“工”、“好”的境界。因此，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3](p18)“真景物”与“真感情”为“境界”之两大原质，其中“真感情”尤为重要，而只有身遭“百凶”之人才具有“真感情”。

二、静故了群动 空故纳万境

王国维说：“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方士庶在《天慵庵随笔》里说：“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而绘画则“因心造境，以手运心”，“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4](p209)不仅绘画如此，一切文学艺术莫不如此。王国维所谓的“境界”并不是现实中偶然的、有缺陷的普通景物或情感，而是超越了现实的羁绊、受艺术家心灵之光映射的一个“审美的世界”。例如，王国维在《过石门》诗中所描写的，现实“经验的世界”是一个痛苦的世界，“狂飚掠舷过，声声如裂帛”，狂风骤雨，羁旅行役，诚惶诚恐，孤枕难眠。但雨过天晴之后，诗人“悠然发清兴”，于是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审美的世界。在这个“梦幻的世界”里，月光、柳影、疏竹、老桑，全都闪耀着美的光辉，似乎“着意媚孤客”，使人心中豁然开朗，直欲奋六翮而高翔。王国维认为，“境界之呈于吾心而现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而使读者觉得其作品“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这就是诗人与常人的区别。如何创造这种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呢?王国维认为，作者心中应“洞然无物”，然后才能做到“其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文学小言》)。[1](p240)这就是刘勰所说的“陶钧文思，贵在虚静”,就是苏东坡所说的“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这也是况周颐在《惠风词话》中所描述的：“人静帘垂，灯昏香直”，“据梧冥坐，湛怀息机”，从而达到“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的宁静境界。[2](4)(p385)只有在这种心灵飞跃而又凝神寂照的心境中，才能创作出空灵动荡而又深沉幽渺的文学作品。

三、言情必沁人心脾 写景必豁人耳目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此余所以不免有北宋后无词之叹也。”[3](p159)在《宋元戏曲考》中，他说：“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2](4)(p390)并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强调：“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可见“沁人心脾”之情，“豁人耳目”之景以及自然晓畅的文辞，是王国维的“境界”说所特别强调和关注的。

(一)、言情必“沁人心脾”

王国维特别强调情感之“真”。怎样才能做到“真”呢?他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3](p47)“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赤子之心”即“童心”。显然，王国维深受李挚“童心说”的影响。李挚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因此童心不能失却，“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心说》)。[2](3)(p117)李挚以“童心说”为核心，反对道学家“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的正统理论，认为艺术既不是传布灭绝人欲的“天理”的工具，也不是对古人作品的刻意模仿,而是如儿童般纯洁、坦直的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表现。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2](3)(p118)在艺术创作方面，他主张“发乎情性，由乎自然”。认为人的个性各各不同，“莫不有情，莫不有性”，只能“顺其性不拂其能”,不可“牵合矫强而致”，更不可“一律求之”。人有怎样的情感和个性,在艺术作品中就怎样自然地表现。“自然发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杂述.读律肤说》)[5](p637)，反对用封建教条束缚艺术创作。在创作规律的把握上，他主张重“化工”而轻“画工”。认为“画工”之作虽工巧之极，却忽略自己真心的表现，缺乏一种真情实感，“其气力限量只可达于皮肤骨血之间”;而“化工”之作，“虽有神圣”，却“不能识之化工之所在”，“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而在自然天成。故他强调无意为文，反对有意为文。认为“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积极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干载”(《杂说》)。[2](3)(p120))他极为推崇司马迁以来的“发愤著书”的思想传统,认为“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忠义水浒传序》)。[2](3)(p124)只有感时而发，让自己的情性自然地表现出来，才能创造出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李挚的“童心说”对王国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在《人间词话》中说：“‘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坎坷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然读之者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为病，而游之为病也。”[3](p177)王国维对“淫词”、“鄙词”尚且能够容忍，为何对“游词”如此痛恨?其原因在于“淫词”“亲切动人”,“鄙词”“精力弥满”,皆“发乎情性，由乎自然”。而“游词”却“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金应圭《词选》后序)，失却真心，故难以动人。王同维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正因为如此，同为“亡国之君”的李煜与宗徽宗赵佶的词,便有了高下之别。赵佶的《燕山亭》：“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只不过自道“身世之戚”;[3](p53)而李煜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见欢》);“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令》)，这些词却超越了个人的哀愁而具有了普遍的哲理，因此能“沁人心脾”,真切动人。王国维在五代词人中最推崇李煜，在北宋词人中，他推崇晏殊、苏轼、欧阳修和秦观，而南宋词人，“其堪与北宋颉颃者，唯一幼安耳”。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浣溪沙》)、苏轼的“天涯何处无芳草”、“多情却被无情恼”(《蝶恋花》)、欧阳修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蝶恋花》)、秦观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鹊桥仙》)以及辛弃疾的“易水潇潇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这些有真感情的千古名句，其言情可谓“沁人心脾”,真令人击节叹赏不绝。

(二)、写景必“豁人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