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早年曾汩没于俗学，“空同、弇山二集，澜翻背诵，暗中摸索，能了知某纸，摇笔自喜，欲与驱驾，以为莫己若也”(《答山阴徐伯调书》)。万历三十七年(1609)赴京城应会试寓居极乐寺时，与袁小修相识，得以闻知公安派的理论，又从嘉定林下诸君子处得知归有光之“绪言”。如果说他的文学观的整体性改弦易辙是转益多师，并直接受到多方指授的结果的话，就诗学观来说，则显然受袁宏道理论阐发的影响极大。二百多年被奉为圭臬的唐诗，至晚明师范的窠臼已过于深重，诗界“厌而学宋”之气已经萌动，风会递嬗实属必然。但是公安袁氏虽可谓具有知性精神的觉醒者，但力尚不足以纠偏，创作亦不无弊端，竟陵起而反拨，以深峭幽渺为宗，更失于仟佻诡异。显然，要改变明代诗坛积弊，不仅需要在理论上重新思考和选择，而且需要在理论和创作之间真正打通，取得实绩。钱谦益能够卷动潜流细浪为耸峰飞瀑，绍承前哲之绪而大开风气，其功即在此端。也正是以谦益开山拓路的卓越努力，接纳宋诗的潜隐走向才演变为一种显见的趋势。

二、唐宋并重：一种新的诗学选择

但是我们对钱谦益在接纳宋诗过程中的角色和策略尚须深入考察。如果把唐宋诗之争简单地归类为“扬唐抑宋”或“扬宋抑唐”的话，那么可以说钱谦益并没有参与此“争”。作为一个具有成熟的诗史观的学人和诗人，我们虽然能发现他在特定的比较中发表过“圣俞之诗，辞非一体，不若唐诸子为诗人者僻固而狭隘”(7) 之类的意见，但并不能说他在唐宋之间月旦褒贬。其实唐诗是牧斋诗歌创作重要的诗学源头，他常常表示出对唐代诗歌成就的景慕和赞叹，更明确地申说过“诗莫盛于唐”。(8) 他的诗学历程中由义山而上溯少陵，兼涉昌黎、香山的路径是十分清晰的。然而他同时强调宋诗作为一种文学史上的存在，其美学意义不应否定，应当充分重视宋诗的典范意义。在七子派和竟陵派先后纵横天下，“诗必盛唐”说挟裹文士的背景下，反其道而黜唐崇宋，难免会成为另一种偏颇，而从诗歌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提倡唐宋并重，兼宗双修，客观上便肯定和提升了宋诗，形成有利于诗歌发展的新局面。这显然已成为一种新的诗学选择。

要实现这种诗学选择，改变传统观念，使对唐诗的认识从“盛唐”走向“全唐”是十分重要的。严羽的《沧浪诗话》是晚宋最重要的诗学著作，在明代的影响几如胡应麟所谓“达摩西来，独辟禅宗”，(9) 盛唐与宋诗之争实源于此。高棅《唐诗品汇》承接其脉，其后便成为七子派以盛唐相高的理论支柱。在《初学集》卷三十二《黄子羽诗序》中牧斋即以“别裁伪体”为旨，反复申斥明代俗学，尤对“哆口称汉魏，称盛唐者”痛加针砭。在《徐元叹诗序》中直接将沧浪之说究为伪体之嚆矢：“自羽卿之说行，本朝奉以为律令，谈诗者必学杜，必汉魏、盛唐，而诗道之榛芜弥甚。羽卿之言，二百年来遂若塗鼓之毒药。甚矣!伪体之多，而别裁之不可以易也。呜呼，诗难言也。不识古学之从来，不知古人之用心，狥人封已，而矜其所知，此所谓以大海内于牛迹者也。”入清以后，谦益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更为深入，《有学集》中有相当系统的理论阐述。如《唐诗英华序》、《唐诗鼓吹序》以大量的笔墨梳理“初、盛、中、晚”四唐分界说的源起与流变，强调“临济、曹调初无胜劣”，“唐人一代之诗，各有神髓，各有气候”，不仅箴严氏膏盲之癖，亦洗高棅耳食之陋。至于“荆公、遗山之选，未必足以尽唐诗，然是二公者，生于五、六百年之前，其神识种子，皆未受今人之熏变者也”云云，强调宋元诗家的识见，则显然将七子派及影从者裨贩而赝一并掊击。牧斋认为人为地将一个前后紧密相连，与世而移的完整的唐诗过程分为初、盛、中、晚，并由此作出价值判断，这是将社会与人生、生活与创作断裂开来。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文学史是一个承前续后，不断推进的过程。苏、李、枚乘之后自有建安，有黄初，正始之后，自有太康，有元嘉。如此而论，唐是一个诗歌高峰，它是一种典范，也是一个过程。“唐人一代之诗，各有神髓，各有气候”，如果独尊盛唐，排斥其他，那么文学史便是一片苍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否定了后代的可创造、可超越性，学诗者就势必脱离生活，刻意仿效，“佣耳借目，寻条屈步，终其身为隶人而不能自出。”(10) 一步一趋，势必成为毫无精神气格的赝品的制造者。牧斋强调，诗歌不当以“时”分界定格，而既然唐代之诗不必如汉魏，那么后代之诗何必专门祖祧盛唐呢?

挑战“独尊盛唐”的强势理论的目的在于摧陷旧垒，荡涤迷雾，这为提升宋诗的价值作了有力的铺垫。那么应该如何评价唐宋诗之间的关系?牧斋将这一问题放到诗歌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来考察，认为“天地之降才与吾人心灵之妙智，生生不穷，新新相续”(《题徐季白诗卷后》)，宋诗在中晚唐之后出现是一个新的富有生命力的承接。而将唐与宋作为两个阶段来看，则认为“古今之诗总萃于唐而畅遂于宋”(《雪堂选集题辞》)。唐之“总萃”是一种高的境界，宋之“畅遂”是一种大的格局，境界要高，格局要大，故二者不但不可轩轾，而且应兼宗兼尚，结合互补。结合互补的前提是对同样具有历史性的两种诗美形态在价值观上等量并重。

其实，在元明两代，唐诗的身价一直很高，与宋诗几乎落得覆瓿的命运相比似成霄壤。因此在明末清初这一特定的文学史阶段，要将唐宋诗相提并论，文学史家所要做的是改变“宋无诗”的一偏之见，使宋诗还原回复到诗歌史应有的地位上，与唐诗真正对等地衔接起来。对于在明末和清初操持着品评诗文“权柄”的牧斋来说，为此最能产生影响的努力是既扬搉宗尚唐诗者，，同时充分肯定那些出入唐宋尤其是能深入宋诗堂奥的诗人。如《书李文正公手书东祀录略卷后》评李东阳云：“诗则原本少陵、随州、香山以迨宋之眉山、元之道园，兼综而出之。弘、正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石田诗钞序》评沈周云：“晚而出入于少陵、香山、眉山、剑南之间，踔厉顿挫，沈郁苍老。”《列朝诗集·丁集》评汤显祖云：“四十以后，诗变而之香山、眉山，文变而之南丰、临川。尝自序其诗三变而力穷。”又评归有光云：“其于六大家，自谓可肩随欧、曾，临川则不难抗行。其于诗，似无意求工，滔滔自运，要非流俗可及也。”又评程孟阳云：“其诗以唐人为宗，熟精李、杜二家，深悟剽贼比拟之缪。七言今体约而之随州，七言古诗放而之眉山，此其大略也。晚年学益进，识益高，尽览《中州》、遗山、道园及国朝青丘、海叟、西涯之诗，老眼无花，昭见古人心髓。”

牧斋称美的以上五位诗人都有相当深厚的唐诗根柢，但又能在较高的层次上参互唐宋，甚至综贯宋元，具有比较开阔的诗学视野与识见，而这种视野与识见正与他甚为服膺的转益多师，不拘一格的理念相契合。契合愈深，揄扬愈激。在上述五家中，李东阳和程孟阳受到的肯定最充分、最全面，同时代人和后人往往以为过于溢美，不无微词。诚然这种溢美中确有某种“党同”而且自爱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伐异”，笔下有明确的比较、诋讠其 的对象，是一种有背景的溢美。在《题怀麓堂诗钞》中牧斋有一段揭示孟阳何以扬搉东阳的话颇可注意：近代诗病，其证凡三变：曰弱病、狂病、鬼病。“孟阳于恶疾沉痼之后，出西涯之诗以療之曰：‘此引年之药物，亦攻毒之箴砭也。’其用心亦良苦矣。”由此透过一层便可以看出，牧斋拱手尊奉二阳老，同样具有引用典型，针砭时弊，扬弃俗学以昌隆诗道的动机。在明末清初这诗学发展的特殊时期，不带着某种自爱和偏宕的激情去褒扬不废宋诗者，实在无法改变宋诗被唾弃不顾，粪土不堪的命运，也难以使唐宋兼宗，融通出新的诗学选择引起注意和呼应。因此，对于这种“有背景的溢美”，勘透其深心，似乎倒也无须苛责。

三、崇尚杜诗：钱谦益由唐向宋的起点

也许正因为钱谦益与程孟阳友谊笃厚，诗学交流特别密切，因此人们往往认为钱、程二氏诗学宗尚一致，其实这是一个包含着较大误解成分的看法。虽然钱谦益对程氏确实始终向慕，称颂孟阳诗论“在近代真是开辟手”(《题怀麓堂诗钞》);并云“中年奉教孟阳诸老，始知改辕易向”，“孟阳律诗是吾师”，且称自己的“涉津”实与孟阳相上下(《复遵王书》)。但这类表述一方面是在俗学大行其道，七子派劫持当世的情况下，对其所表现出的独立自持，不随流俗的文人品质的欣赏，一方面如前所述是对其凸现遗山、西涯面目，昭示其精蕴的鉴识的赞同并借以树纛而伐异。不过，从诗学兴趣、创作宗尚来看，二人并不尽相同。“孟阳读书不务博涉”(《列朝诗集·丁集》)，诗学渊源虽可溯及剑南，然主要宗尚却是中唐刘随州及晚唐许丁卯一路，谦益的趋尚与此有较明显的差异。